读书

黄灯. 我的二本学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我听说黄灯的新书《我的二本学生》（以下简称《学生》）是通过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但是对于作者黄灯却并非首次耳闻。2017年出版的黄灯所著《大地上的亲人》（以下简称《亲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不仅仅是因为黄灯的文字朴实而流畅，还因为黄灯是湖南汨罗人。汨罗与我的家乡华容同属岳阳地区，虽方言不同，但文化相似，《亲人》里所描述的很多社会现象，如吸毒、买码、赌博、人情负累、丧葬礼俗等，都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学生》延续了《亲人》的写作手法，即通过对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描述，揭示出社会一部分群体的形态和正在经历的变化。黄灯是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的一名文学教授，她觉得“无论名校的光环怎样夺人眼球，都不能否认多数的年轻人，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挤过这座独木桥，而只能安守在各类普通大学”，因此通过记录她的学生的生活经历，可以勾画出大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

在作者的笔下，这种状况并不那么美好。黄灯发现，对于她的学生来说，使生活走上正轨的方法有早年买了房子或者继承家族生意等，基本上和读书以及文凭无关。那读一个普通大学有什么用呢？黄灯总结道：“他们也许错过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但他们避免了，若不读书，就会滑入更为糟糕境地的可能。”

这一思想在《亲人》一书中便有所体现，《学生》通过更多元的叙述又将其充实化了。

关于书的内容就不多说了，关上书本，我更好奇的是黄灯的亲和力。无论是她的亲人还是学生，都可以和她无所不谈，因此才使她有足够的材料来写就两本书。一方面，这说明了她的善良；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我是不是可以期待作者的第三本书了？

张赞波. 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国内出版界的一个异类，虽然听着只是一个大学出版社，还位于广西桂林这样一个偏安一隅的城市，但其人文方面出版物的质量却颇为上乘。《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便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作者张赞波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与修路工人一起同吃同住，见证了中国湖南一条高速公路从无到有的过程。如果仅仅是简单的记录，那或许可以写出一篇不错的深度新闻报导。不过作者的野心极为庞大，他不但记录下了修路这一行业内部的各种冲突，还深挖每一个修路工人的故事，使得整个叙述跳出了修路这个行业，而仿佛是对当代社会的一个全景展示。

立意之高还不足以成就一本好书，作者的文字也十分具有穿透力，这一点可能更加吸引了我。事实上，作者所叙述的很多事情，如施工中的偷工减料，施工人员与当地人的冲突，工程款的拖欠，拆迁问题等，我们在新闻中多有耳闻，并不新鲜。但是这些在作者的笔下，却又入木三分，仅摘录一些：

“粟师傅已经为焕然一新的菩萨举行上座仪式——他当场宰杀了一只公鸡，将鸡血洒在神祇脚下。这样的道教或民间仪式明显和佛教的不杀生教义相违背，但并没有人指出这点，被塑好了金身的菩萨们也缄口不言……粟师傅离开时，没忘顺手带走那只献祭的公鸡。这也是他的报酬之一，今晚会成为他的下酒菜。”

“对杨部长而言，主义和佛教并不冲突，或者说，至少他平衡得很好。而他的办公桌上，常年摆放着一尊镀金的财神爷，以及一尊全身长满金疙瘩的金蟾蜍。紧挨着这两样招财进宝的吉祥物，还悬挂着一张毛主席画像。当他打开电脑，屏幕上却会出现一张巨大的美女写真照。”

“他是辰溪本地人，法号‘双归’，现在是吉首某地佛教协会的会长。”

“这是一次典型的中国式较量：在一个行业内部，所有人都是明察秋毫的聪明人，所有人都暗暗怀揣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但平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各人自扫门前雪，大家心照不宣，合力掩盖真相，借以维持行业的潜规则和利益均衡；偶尔有人图穷匕见，也只是为了维护一己之私，并非为了真正的公平和正义。而一旦达到目的，大家就再次合伙掩盖问题的真相，就好似它根本就未曾存在过一样。”

“我叫他龙总，而他就叫我张总，听起来似乎是世界五百强企业中的两巨头在此会晤，在这个狭窄的、散发出浓烈川菜气味的窝棚里。”

“‘你们湖南怎么会这么乱？以前我在工地上虽然也见过人家打架，但充其量就是用手用拳头，你们这里竟然用那么长的砍刀！’我一时无语，我是湖南人，却无法回答他这个安徽人的疑问。”

“尽管民工们的工作为欧婆婆家带来了损害，但他们同样是被这个匆匆朝前赶路的时代所撞倒的人。在一个并不尊重个体权益和尊严的畸形社会里，并没有幸存者。施害者和受害者往往走在同一条大路上。”

“这让我想起项目部门口墙上挂着的那只‘廉政举报箱’。它从来就没有被打开过，锁眼上已经锈迹斑斑，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件美丽的装饰品。”

读完这些只言片语，我们似乎可以预料到什么。是的，这本书后来被禁止出版了（当然网上还是可以买得到）。此书豆瓣读书上虽有条目，但评分和评价系统都被关闭。我对这一点非常好奇，因为当前国内的审查制度已经非常成熟，如果一本书不适合出版，基本上在源头就会被掐了。通过审查并出版发行之后又被禁止出版的情况，以我所知，并不多见。我并不知道这本书经历了什么，网上的相关资料也不多，不过有一点引起了我的兴趣。据豆瓣读书的介绍，“本书繁体版一经亮相便成为台湾年度热门非虚构作品，获得2015年台北书展大奖‘年度之书’、2014年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好书奖之‘十大中文创作’、2014年台湾《放映周报》‘年度十大电影专书’、2014年度出版人‘两岸议题选书’……马英九亲自向作者颁奖；蔡英文成为本书读者，将其列入私人书单公布；朱立伦邀请作者参加新北纪录片论坛。”

也就是说，本书首先是在台湾发行繁体版，然后才在大陆发行简体版。为什么要这样呢？可能是由于书中多有针砭时弊或者其所描述的偷工减料对基建大国的建筑质量产生了诋毁所以大陆审查时间过长？我不清楚。在台湾首发自然有它的缘由，不过这似乎不是一个好主意。在我看来，台湾在被大陆收回之前是没有前途的，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台湾的文化上限非常低（关于这一点我需要另文叙述）。所以，目前和台湾可以有经济和科技上的交流，和台湾去交流文化那是自取其辱，不值得。

还是回到本书。此书打动我的一点是作者对于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的描述。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本质上是丑陋的，但由于大家见得多了，也就麻木了。作者把这些丑陋的事情重新拎了出来，摆在读者面前，让人避无可避。至于如何去战胜这些丑陋，书中没有明说，但字里行间也可以体会一二。作者写道：“大凡官方眼里的‘刁民’，尽管有时候可能很偏执，也难免有私心，但一般来说，都比较有见识，懂法律，维权意识强，也懂得利用舆论和官方博弈。这种人一旦较真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提高大众的教育水平和法律意识，似乎是一种途径。

Chrastil, Rachel. How to Be Childless: 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ife Without Childr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读这本《How to Be Childless: 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ife Without Children》（《怎样成为无孩一族：无孩生活的历史与哲学》）是想和关军的《无后为大》做一对比。《无后为大》被称为是国内第一部讲述丁克一族心理活动的书，我看完之后却十分失望，作者的论述完全不成体系，字里行间有的只是情绪的发泄而非理性的探讨。这会给人一种错觉：难道丁克们都是这么幼稚吗？

生不生孩子大体上是一种个人的选择，犯不着上升到攻击人类攻击社会攻击教育体系的高度，但是随着生育率的降低，不生娃确实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作者克雷斯特尔雷切尔在她的这本书中详细回顾了西方历史上无孩女性的生活和命运，探讨了无孩生活的成因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丁克”一词来源于英语DINK，即“Double Income, No Kids”（双收入，无孩）。实际上丁克只是无孩情况的一种，“无孩”显然还包括不婚主义者。而按照定义，结了婚不工作没有收入的也算不上丁克。作者在书中并没有强调“丁克”，而是全面地分析了各种无孩情况下的生活。

另一方面，作者十分注重“自愿无孩”和“非自愿无孩”的区别。“自愿无孩”指本人不想要孩子，“非自愿无孩”则复杂得多，包括没有找到理想的配偶、在想要小孩的时候年龄过大、或者身有疾病而不能生育等。

作者的历史考据显示，从古至今无孩女性都不鲜见，其在人群中的比例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中世纪欧洲女性大约有20%终其一生没有小孩，而现在在美国女性中的比例是18%。作者指出，上个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婴儿潮时代（90%以上的女性都育有子女）只是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这些女性经历了大萧条，二战，社会混乱和食物短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她们到了生育年龄的时候，正好又赶上了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当时更好的产前护理也让她们愿意多生小孩。一旦人类社会回归正常，如现在，生育率马上就降下来了。

所以，不生娃没什么好惊讶的，不生娃其实是掩盖在历史烟云下的常态。

在书中作者详细分析了一段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典型经历。作者写到，“In my twenties, I’d been told, ‘Wait until you’re thirty. Then you’ll want to have children.’ In my early thirties: ‘Wait until you’re thirty- five.’ Now, everyone seems to know someone who’s become a mother one way or another after age forty.”（“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被告知，‘当你30岁的时候你就想要小孩了。’在我三十出头的时候，‘等到你35岁的时候（你就想要小孩了）。’现在，似乎所有人都认识某个人，在40岁之后成为了妈妈。”）

作者列举了四条反感的理由：

• 这些对话想要揭示世上只有一条通往幸福的途径，而在这条途径中包含了养育小孩，其他的生活方式都会让人后悔；
• 这些对话强调“你会改变你的想法”，而生不生小孩对个人来说其实是件私事。旁人根本不知道一个没有小孩的人经历了什么，也许是不孕，婚姻失败，或者流产。这些对话是对女性隐私的侵犯；
• 这些对话关乎人们的尊严，它假定旁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它假定一个没有小孩的人会最终变得想要成为一个妈妈；
• 这些对话关乎人们的个人价值。养育小孩需要付出身体、时间和资源的代价，不要小孩暗示了一种个人价值的贬值。它暗示了不要小孩的人是自私的，做了人生中错误的决定，对社会也不好。

在书的后半段作者提出了5个问题并尝试做了些分析：

• “Will I regret not having children?”（我会不会后悔没有小孩？）
• “What makes for a meaningful household?”（如何成就一个有意义的家庭？）
• “How can I contribute to a better world?”（怎么做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
• “What will my life be like in old age?”（当我老了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 “What is my connection to future generations?”（我和未来的人的联系是什么？）

在论述无孩生活如何让世界变得更好时，作者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和佛教的说法有点类似，即人生来就是受苦的，所以不如从一开始就不带人来到这个世上。第二个观点是世界上的资源有限，不生娃可以减缓人口增长。

巧合的是这两点在关军的《无后为大》这本书中也提到过，看来不要小孩的人在思维上可能真有些共通之处。不过我对这两点都不敢苟同，并非因为我自己有小孩，而是这两点在逻辑上都站不住脚。对于第一点，世上的事永远都是“痛并快乐着”，由于世界上存在痛苦和灾难而否认为人的意义，为了避免痛苦所以一并舍弃快乐和幸福，怎么看都有些矫枉过正。对于第二点，“资源有限”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古时候人类由于食物不足而限制了人口增长，而后土豆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又使食物变得充足而满足了人口增长的需要。人类可使用的资源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不可再生资源也有可能变得可再生。另一方面，减缓人口增长和生娃并不尖锐对立。人类人口自然更替的临界值是每个女性生育2.1个孩子，低于这个数值人口便会萎缩。换句话说，生育一个或者两个小孩并不会导致人口增长。不过作者很有意思，她说考虑到有些人会生3个或者3个以上的小孩，她干脆就不生了。

除开翔实的文献调研，作者比关军高明之处在于她承认这些是有争议的，这使得本书的论述显得理性，而《无后为大》更像是一个文人的自怨自艾，没有更深的价值。

两本书中，我都没有发现特别有说服力的观点。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也许更合适的一种表述是：要不要小孩只是一种个人的选择。这种选择可能受到个人经历、身体状况、经济环境、社会福利等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个人的选择。这种选择有利有弊，对个人的好坏很难定论。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老了之后有子女赡养会很好，但实际上很多子女并不赡养老人，反而成为啃老族。书中引述的一项来自荷兰和德国的调查显示，无论是有孩还是无孩，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都无明显差别。仔细想一下，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人老了之后就是孤独的，即便有小孩也应该不会常在一起，而即便能在同一屋檐下居住，老人的内心还是孤独的。想要一个幸福的晚年，重要的是积累自己的财富和建立自己的社交圈，而不是依靠子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