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杨振宁. 六十八年心路：1945-2012. 翻译 杨建邺和杨建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六十八年心路：1945-2012》是一本摘录集，内容来源于杨振宁的两本论文选集。在这两本论文选集中，杨振宁在每篇论文后面都写了一个评论，此书是这些评论的集合。这些论文大体按照时间顺序呈现，杨振宁的评论也是以时间为线索，从西南联大求学开始，到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再至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石溪大学做研究，一直写到如今在清华园的生活。某种意义上讲，此书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太正式的自传。

书中有相当一部分篇幅用来叙述杨振宁的物理思想，对于外行人来说这些公式，记号和表达并不友好，有些地方我便直接略过了。因此此书虽然200多页，读下来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奇怪的是，读完此书我心中有很多感想，却又不知如何表达出来。

书中的一些内容对我来说并无新意。其中也略微提到了他和李政道的恩怨，和翁帆的婚姻等等，然而我对这些八卦都没有兴趣，这些都不重要。对于文章署名的排列和对文章的贡献之争论是科研界经久不衰的话题，所以今人发明了“共同第一作者”以及“共同通讯作者”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争论。而老夫少妻则是一个并不鲜见的现象，没有必要因为落在杨振宁身上就喋喋不休。杨振宁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所以还是关注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好了。

在我看来，杨振宁的存在其实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以我对物理学的粗浅了解，使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并非其最出色的工作，换句话说，杨振宁的多项物理学成果都达到了诺贝尔奖的水平，这些成果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

这个意义可能并不仅限于物理学。众所周知，由于清朝的闭关锁国和不求上进，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完美地错过了近代科学的发展。教科书中几乎所有的科学进展都是由西方人提出并发展的（也有少部分日本人）。以前上有机化学课，众多的人名反应中中国人仅出现一次，还仅是对一种新反应的改进——将羰基还原为亚甲基的黄鸣龙改进法。后来到了美国，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翻了翻他们的教科书，发现根本就没提这个改进。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很多智商研究表明东亚人的平均智商居世界之首，西方人其次，但中国人并没有表现出与之相应的能力。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的智商分布较小，意思是中国人虽然智商高但智商分布比较均匀，而西方人中会有更多极端蠢的和极端聪明的。我并不相信这一说法，一是我并未发现有科学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二是从常理来看，没有理由各人种的智商不是相同分布的。

曾经一段时间另一种说法甚嚣尘上，说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不行。杨振宁则证明了中国人的科学智慧可以达到世界顶级。这一点很重要。这有点类似于原子弹的故事。人们常说，制造原子弹的关键并不在于了解其具体的方法，而是知道原子弹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信心的力量，怎么夸大都不为过。

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在书中杨振宁的一小段回忆中可见一斑。杨振宁写到：“μ衰变和μ俘获的研究在12月中旬假期开始时完成，罗森布鲁斯和我乘长途公共汽车去纽约市。我对这次旅行记忆很深，首先，因为下雪我们在匹兹堡耽搁了好几个小时，其次，我在车上看报纸，得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包围了北京和天津。”——这里记载的是1948年的事情。1948年美国人的生活悠闲惬意，而我们在打内战。

即便是到了现在，中国和平发展了几十年，追了几十年，在小部分科学领域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整体上与西方的差距仍然十分显著。杨振宁给中国科学家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指引着大家继续努力。

在谈到物理学的前景时，杨振宁并不是很乐观，他在书中指出：“由于人类面临大量的问题，21世纪物理学很可能被各种应用问题主导。这些当然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与20世纪的主旋律相比较，它将缺乏诗意和哲学的品质。”21世纪前20年的物理学发展似乎印证了这一猜测。然而，这终归是后世物理学家们所要面临的挑战了，杨振宁已经愉快地完成了他的物理学使命。

杨振宁于1999年从石溪大学退休，我2007年加入石溪大学，中间并没有交集，但在校期间有一次杨振宁返回石溪大学做了一个科普报告。报告厅人山人海，我只能站在门口听完。人们或许并不是想从一次演讲中获得多少物理学知识，而只是想一窥大师的风采。我很幸运。

而拥有杨振宁，则是中国的幸运。

阎连科. 她们.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20.

写这篇读后感之前，我想说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读这本阎连科的《她们》。

大学的时候，我就尝试着读一读当代文学。身在理科系，跟周围的人没有什么关于“文学”的交流，我就自己找，后来觉得茅盾文学奖应该是不错的，拿几本获奖作品过来先看看。首先找到的是《平凡的世界》，无它，名气太响亮了。读完我的脑子里就萦绕着一个问题：这个小说它好在哪里？不久之后在《科幻世界》任主编的阿来其作品《尘埃落定》也获茅盾文学奖，《科幻世界》在某期杂志上以巨大的版面介绍这一喜讯。我想，要不再买来看看？看完之后又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回旋：这写的什么玩意儿？

后来又断断续续看了些，除了阿城的《棋王》和钱钟书的《围城》给了我惊喜，其他基本上都读不下去，之后就对当代作家的当代文学免疫了。无论吹得多么天花乱坠，还是没兴趣。具体地说，散文可能还能看一看，小说我就再也不上那个当了。现实如此光怪陆离，想看小说直接去各大新闻网站的社会版面逛一逛，绝对比看当代小说刺激。

阎连科也是以写当代小说出身，他的小说我都没有兴趣。但既然诸多荣誉加身，看看他写的散文倒也不错。他的这本《她们》以及之前出版的《我与父辈》，分别叙述了他所在农村的女性和父辈的生活。

阎连科生于1958年，他的父母辈相当于是我的上两代人。虽然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有过交集，但对他们年轻时的生活知之甚少。从阎连科的回忆中，或许我能管中窥豹。

《她们》写了很多女性，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讲述了自家的女性，包括姐姐姑姑婶婶以及母亲等；后一部分则写了家乡的几个女性的故事。这后一部分写得散文不像散文，小说不像小说，也了无新意，可说是本书的败笔，不知为何要收录进来。写自家的女性，作者有更多的素材，也投入了更多的感情。

印象最深的一段，是他和二姐一起去八十里外的煤矿去拉煤，两个年轻人在夜色中拉着五百斤的煤往家赶，走不动了绝望之际终于等来了接他们回家的哥哥。也许是因为独生子女的缘故，让我觉得一大家子的感觉真好。

在这本书里，作者很坦然地剖析了自己，如去部队之后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悔婚。这点我倒是认为无可厚非，毕竟当时只是说了个亲，没有结婚。为了能够进入城市，为了更好的未来，谁愿意早早地被束缚起来呢？但读完此书，我感到作者有些更大的问题，或许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还是他和二姐的事。当年，他和二姐同时由初中升高中。父亲跟他们说：“家里的情况，你们也都明白，人多嘴多，谁都必须吃饭，又要给你们大姐看病。这样，也是确实需要你们有一个留在家里种地，挣些工分。”所以他和二姐只有一人可继续读书。作者那时贪玩，分数没有姐姐的高。从旁人来看，如果完全按照公平起见，应该是他二姐去读高中的。然而二姐从午后踌躇到半夜，最后告诉作者她不去念高中了。

于是作者去上了高中，其后也只读了一年便肆业打工，但如果没有这一年的高中经历，作者后来也不能假装高中毕业而去从军入伍，整个命运或许也就不同了。

令人奇怪的是，作者多年之后回忆起来，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二姐当时的心理活动，而对自己的想法不置一字，这不合常理。难道我们不是应该对自己当时的想法与纠结记得更加清楚吗？这与写作方式无关。就在这本书里描述拉煤的时候，作者写到：“拉煤是一种庄严和仪式，能去拉煤就证明我和二姐真的长大了，可以做劳动力们才能做的事情了。烧煤的事情不用父亲用哮喘的喉咙顶着寒冷和北风，病牛一样往家的方向拼死喘息了；也不用欠情求人、起早贪黑帮助我家拉煤了。”可见对于每一件事，作者其实是有很多想法的，而且记得很清晰。然而在上高中这一件事情上，作者对自己的想法惜字如金。唯一描述自己的状态是“我问母亲，二姐呢？母亲说，找她同学去了。也就这般，把一段命运暂时搁在脑后，就像把一个疮疤暂时用膏药糊了一样。也就睡了。”从这只言片语之中，给我的感觉反倒是作者胸有成竹，仿佛这个机会一定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在十年前的《我与父辈》一书中作者便记叙了这一段经历，在十年后出版的《她们》一书中又一次原封不动地引用了这一大段。这是两书唯一的共同部分，想必作者对这段经历十分珍重。然而我觉得不妥，作者显然是在回避。显而易见，作者是整个家族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作者在发达之后也尽可能地为家族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试图找关系帮大姐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可是，如果作者年轻的时候没有反思，为何不在如今上了年纪荣华富贵皆有了之后问一问：自己内心有没有歉意？如果当年这个机会给了别人，会不会不一样？

在《她们》里，作者没有提及。但是在《我与父辈》里写二姐时，作者倒是写过这么一段：“……我给我的孩子说起这些，他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二姐因是女的，方才让我这个男孩读书，而是不敢相信，有个漫长的时代，虽是正宗的社会主义，可中国乡村的孩子，却是普遍贫穷饥饿，衣无温暖，食无饱饭，作为父母，普遍无力去供他们的孩子吃饱肚子，并读完初中、高中。这是一个时代给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留下的一份被时代早已忘记的社会歉疚，今天我们记述下来，也就是记记忆忆而已。”

所以说，在作者眼里，这是时代的错误，不是我的错误，我没有错。

无独有偶，作者退伍之后有提干的机会，又遇到了需要抉择的时候。作者写到：“我是那天黄昏到的家，当向全家说了部队还让我回去提干后，一家人都不再为我的归来喜悦了。不光是战争，还有父亲的身体日渐之衰弱，哥哥在外工作，大姐、二姐都已嫁人，家里急需我回来劳作种地，照顾父母。”此时，作者又完全回避了自己的心理活动，而是继续写到：“家人饭后沉默着，为到底我返不返军营去提干，犹豫、纠结和矛盾。从黄昏一直延续到半夜，直到深夜十二点，哥哥半夜下班，从县城沿着一条小路在水边摸黑骑车走了三十里，赶到家里告诉父母说，连科爱写作，他回到家里这爱好连一点用处都没有，就是县文化馆里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能让他进入文化馆？‘让他走吧，家里多大的困难都有我。’哥哥的话最终把一家人的纠结开解了。”

看到没有？作者人生中重大的决定，都是由他人之口做出的。而这些决定，都是利于自己的。

作者书中也提到：“懦弱是我的人生之痼疾，它终生都如鼻子眼样陪伴着我。”然“懦弱”的意思是软弱无能，而我并不觉得作者懦弱，他只是很狡诈，换作时髦一点的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不丢人，而且时过境迁，也很难说作者对他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我遗憾的是作者活了一辈子，到老了仍然在逃避，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那又何必写这样一本书呢？

不过我得承认，《她们》这本书也有其可取之处。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使其可以流畅地记下那个年代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人们可以窥见当时的人生百态。

在书的尾声部分，作者写了写他和孙女之间的一些互动，大概是觉得孙女也算是家中女性一员，用来作为本书的结尾再好不过。不过这些文字读来十分诡异，如：

“两岁半的那一年，我俩在紫竹园的竹林里边捉迷藏，累了躺在山上树下的两条石凳上，望着天空和北京城，她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对我道：‘爷爷——咱俩结婚吧。结了婚你先别老，我也别长大，咱们就住在紫竹园里不回家，饿了吃烤肠，渴了吃盒冰激凌，你说这日子多美多好哇。’毫无疑问这种想法是人类最难如愿的理想了，是真正真正的谎言乌托邦。可我还是朝她以承诺的信用点了头。”

“在一如往日、又时时异新的季节里，我们还是不断地牵着拉着手，到紫竹园里去，不断在竹林、树林、湖面的船上和游乐场的边上讨论世界、物事和我俩结婚的事。因为年月和时间，让她懂了世界、物事和条件，于是她就总是说：‘想和我结婚你给我买两盒冰激凌、两根烤肠吃。’买了她就答应结婚的事。不买她就嘟着小嘴儿，毅然地别我独自朝着前边的哪儿走。如果这时我折中给她只买一盒或一个，她会很严肃地威胁说：‘结了婚，我还会和你离婚的！’”

在这篇短小的散文里，还有多次类似提到结婚的桥段。我毫不怀疑作者的善意，我也毫不怀疑这样的儿童教育是有问题的，我更毫不怀疑作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认清自己的问题十分困难，特别是老年人。一是年事已高思维容易僵化；二是在德高望重之后，周围一圈拍马屁的。

上一代人有上一代人的局限，而我们这一代人又会不会做得更好呢？

马小星. 龙：一种未明的动物.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我怀着猎奇的心理饶有兴趣地拿起这本《龙：一种未明的动物》，哪想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一鼓作气竟然就读完了。

本来以为作者是要对“龙”这一形象做一总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结果发现，作者阐述的远远不仅如此。作者实际上是在尝试论证“龙”这一生物的真实存在。要怎么形容我的感觉呢？就好比网上有人发了个关于杨幂的帖子，本以为不过是几张图片，点开一看居然是“我老公呢？”——所谓惊喜，不过如此。

这么说太三俗了，就此打住，回到本书。可以想见的是，要说服大家相信一个传说中的生物，颇有难度。作者的论证有几个层面。首先一开始就指出，现如今不存在的生物，不代表在过去不存在。这点很好理解，很多生物都已经灭绝了。作者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进行考据，搜集了各种古籍中对龙的记载，从中归纳出龙的特点，比如说身下有脚，头上有须，不侵犯人，喜水，腥味浓等等，并由此跟其他可能混淆的动物区别开来：龙不是蛇，不是蛟，也不是鳄鱼，龙是一种独特的生物。有一点挺有意思，十二生肖里所有的动物都是和人类有密切联系的，除了龙以外。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作者觉得，古人的思维不会太复杂，古代的中国人不大可能也并无必要创造出一种不存在的生物放在十二生肖里，更大的可能是古时候龙真实存在且并不稀有。

当然，以上这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毕竟我们无法回到古代。作者又引述了一份发表于1989年的目击报告，说是1944年在东北的松嫩平原有人看到了龙。作者随后组织人力找到了目击者并实地多次探访。在调查的过程中，作者发现“坠龙”确有其事，但其他多数人的口述和最开始看到的目击报告不太一致。大多数人目击到的坠龙事件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和1944年出入较大。作者意识到，目击到龙的事件可能不止一次，而是多次。而最近的一次，据书中提到，是在1978年的山西。

这些目击和口述记载，可以说是本书的精华部分。很多目击者年事已高甚至已经过世，以至于只能从其子女的转述中获得只言片语。在这个时间点把这些记录下来，应该对后世的研究大有裨益。按常理判断，不大可能所有被采访的人都在说谎。无论他们有没有目击到传说中的龙，他们或许真的见到了未曾见过的生物。

遗憾的是，这些见闻并没有影像记录下来。书中唯一提到的是一张照片——“龙骨”，刊载于1934年的伪满报纸《盛京时报》。由于年代所限，照片很不清晰，那具“龙骨”如今也不知所踪，无法成为证据。

其实读到这里，我对于龙的存在还是挺乐观的。如果从古至今有这么多人看到了龙，包括地上趴着的，天上飞着的，那么没有理由今人看不到。如果龙是真实存在的一种生物，那么无论它们藏在哪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被人发现，并记录下来。我隐隐担心的是，对于龙的目击事件会不会如同对于不明飞行物（UFO）一样。在影像记录不发达的年代，不明飞行物的目击记录层出不穷，然而随着便携高清电子产品的普及，目击记录反而直线下降。由此可以推测，以前那些目击或者影像绝大多数都来源于错觉和误会——而即便如此，还是有极少数的目击是按照现有的知识无法解释的。

再来说说本书不足之处。作者从多种角度论证了龙这种生物的可能性，为了支撑本书的论点，作者也引用了不少其他方面的研究，有些叙述并不严谨。为了说明龙可能存在于地下水或地下湖泊中，而这些地下水泊可能是人类目前无法涉足的，作者提到，“加拿大有学者甚至推测，在距地面15—20公里的岩层中，仍有可能存在液体层。”这一论据来自于2014年香港文汇报的新闻。姑且不论作者没有找到原始文献，在这篇新闻稿中，也只是提到“美国的科学家在北美地壳大约660公里之下发现了隐藏的水源……因为这些水分的位置非常非常深，而且以非液体存在，所以很难提取。”毫无疑问，所引用的科学发现与作者想要证明的问题大相径庭，或许是一个引用错误。

作者的论证逻辑也有些问题。龙的飞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龙没有翅膀，没有翅膀又可以飞行的生物人类还没有发现过。在试图阐释龙为什么会飞的时候，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叙述了生物界的神奇，比如说蝙蝠的超声波定位，电鳗的放电等等，然而这些对理解龙为什么会飞毫无帮助，不能因为自然界有神奇的现象所以龙就可以有神奇的本领。

还有一些矛盾的叙述，比如书前面说龙可能已经灭绝了，所以今人不知，后面又开始详述近代以来的目击事件。

不过，瑕不掩瑜，我仍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主流科学家大概不会对此发声，因为科学需要证据，科学需要可证伪。作者也一再强调，龙的真实存在只是一种假说。不过我相信那些实地考察的目击报告并非空穴来风，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发现一种未明的生物，它也许是龙，也许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