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Trump, Mary L. 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Simon & Schuster, 2020.

如果要选一本目前美国市场上最火的一本书，非特朗普玛丽的《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莫属。为了尽早满足大家的期待，出版社将原定的发行时间提前，发行首周图书销量便超过一百万册。虽然2020年才过了一半，要是年底评选本年度最畅销图书，此书应该极具竞争力。

特朗普玛丽（以下简称玛丽）是特朗普总统（以下简称川建国）的侄女。这本书是一本回忆录，要注意书的副标题是“How my family created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an”（我的家族如何创造了世界上最危险的男人），这个“最危险的男人”就是指川建国。玛丽回忆了在特朗普大家族生活的点滴，尤其书写了玛丽的爷爷——川建国的父亲——是如何影响了他的子女。

人们对川建国4年来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言论和行为都迷惑不解，不要说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大概率不会表现得像川建国那样。无脑、气急败坏、冷漠、甩锅、低智等都是川建国的标签，人们常以为他的言论不会更低端了，但川建国却勇于打破人们的固有思维，让人屡屡跌破眼镜。

无奈之余，大家就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人会是这样的？玛丽的书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解释。

玛丽的父亲是川建国的哥哥，书中大量的篇幅其实都在叙述玛丽父亲的故事，这也很好理解，毕竟玛丽和父亲的交流是最多的，信息也是最多的。透过玛丽父亲的职业发展、婚姻状况以及家庭矛盾，旁人可以一窥在一个不正常的大家庭中长大的小孩，人生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崩溃的。川建国目睹了这一切，为了保护在这个不正常大家庭中的自己，人性也慢慢被扭曲。

玛丽是一名心理学博士，也许小时候她并没有在意，但是如今回过头来考察过往时，她可以用相对严谨而科学的笔触来思考父辈们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他们人格的影响。玛丽的父亲曾是一名飞行员，由于职业志向和性格等方面与玛丽爷爷所要求的不一致，加之川建国在旁推波助澜，最后郁郁寡欢，死于酗酒，死时年仅42岁。在作者的心里她更偏向于自己的父亲，觉得是爷爷和川建国一起害死了父亲。从我这个读者的角度来看，她父亲的悲剧和自身也有很大关系。考虑到作者的情感因素，不能说书中所述完全没有偏颇，但整体上看，所有记载真实可信。从这些故事中人们可以自然地开始理解川建国种种异常的表现。

另一个可以佐证本书真实性的事件是，川建国在本书出版后不久便扬言要告这个侄女。他的起诉理由并不是“虚假陈述”，而是说侄女违反了“Non-Disclosure Agreement”（保密协议）。他说侄女曾与特朗普家族签订了保密协议，所以不能写这本书。照我看来，这个所谓的起诉肯定会不了了之，因为书的影响已经造成，就算起诉赢了也不会给川建国带来任何好处，何况保密协议中具体包含了什么内容还是一个问题。

不过川建国似乎也不用太担心。虽然玛丽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向世人揭露川建国的丑恶，但是支持川建国的人恐怕也不会选择看这本书，即便看了也会认为是作者造谣生事。这个叫“确认偏误”，或者“验证性偏见”，即人们会倾向于相信自己所愿意相信的，会有选择地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忽视不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

这本书的影响力如何，还需时间来检验。从这本书中，人们对为什么川建国会是这样的人有了一个答案，但事实上还存在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人会成为美国总统？

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人写一本书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会不会又成为一本畅销书。我不抱啥希望。对于个人的质疑很容易，对于体制的质疑总是会很艰难。

（注：写作过程中我本想把“川建国”简称为“建国”，但脑子里立马浮现出电影《缝纫机乐队》里的丁建国。古丽娜扎和特朗普总统，搞得我好乱，所以我放弃简称了。累。）

Su, Francis Edward. Mathematics for Human Flourishi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苏弗朗西斯是美国加州哈维穆德学院（Harvey Mudd College）的一名数学教授，也是美国数学学会前任主席。2017年在他卸任主席职位的时候给大众做了一个关于数学的演讲，感动了很多人。《Mathematics for Human Flourishing》是作者在这次演讲的基础上写就的一本关于数学的科普书。

为了打消读者的顾虑，作者在序言中便直接指出不需要任何数学背景就能阅读这本书。作者尝试介绍了一些数学思想以及它们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书中所述甚杂，作者与一名狱中囚犯的数学交流，作者关于自己成长的背景介绍，数学在消除人类偏见中的作用，各种鸡汤等等，都糅合进了这本书里。

书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一个数学例子是扑克牌的排列。我们乐此不疲地玩扑克牌，似乎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会洗出两把一模一样的牌。那么一副扑克牌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可能呢？算起来比想象中的简单：一副扑克牌有52张（除去大小王），我们拿第一张牌时有52种可能，拿第二张牌时剩下51种可能，依此类推，52张扑克牌能组成的所有可能数是52×51×50×…×2×1，数学的说法是52的阶乘。这个数的数量级是10的68次方，即一万亿亿亿亿亿亿亿亿。与之相比，宇宙的年龄是138亿年，换算成秒的话大概是10的18次方秒，即一百亿亿秒。这两个数相差如此之大，概率可以告诉你，每洗一次牌，这副牌的顺序几乎不可能在以往存在过。换句话说：“Each time you shuffle a deck of cards, you are making history!”（“每次你洗牌的时候，你就创造了历史！”）

一个简单的计算，揭示出一个让人惊叹的事实。

作者在书中探讨了人们对数学教育的态度。生在一个华人家庭里，作者从小就接受了很多数学训练，但是作者的父亲和母亲所用的方法却不一样。父亲的方法是给一大堆机械的数学题，不做完不吃饭；而母亲则会寓教于乐。作者当然是赞同母亲的做法，然而我想的是，是不是机械的运算能力就不重要？作者的数学生涯真的就没有受到运算能力的惠泽吗？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讨论，即数学（mathematics）和算术（arithmetic）的区别。目前很多人越来越倾向于数学重要而算术不重要。计算机和计算器的运算能力已经远远甩开了人类，但是人类真的能够放弃算术能力的培养吗？我觉得不能，而且其实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大脑良好的运算能力完全能够促进数学思维的发展。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有趣的探索性的数学：给定矩形的边长计算面积和周长。这是一道算术题，只要了解了面积和周长的概念便可以做出来。而更好的提问方式是：画两个矩形，使其中一个的周长比另一个大，而面积比另一个小。再进一步：画两个矩形，使第一个的周长是第二个的两倍，第二个的面积是第一个的两倍。作者指出，如果我们可以用更有启发性的问题来教育学生，那么学生对于数学概念的理解将会更加深刻。

我赞同作者的这一说法，但是当我们看作者提到的这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哪一种启发式的提问，问题的解答最终还是要用到算术。数学思维和算术能力，两者都很重要。

不过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的教育体系只重视阅读而轻视数学教育。老师们总是强调阅读的重要，学校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阅读机会，但是对于数学教育则采取放任的态度。宝宝臭已经读完了幼儿园，马上要上一年级，学校的数学教学却还停留在数苹果来做二十以内加减法的水平上。我常常跟宝宝臭说，你可以试着不数手指，你可以尝试着在脑子里想想。

很多人对数学都有畏难情绪，觉得自己数学不好。作者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是数学老师，“If you help kids with their homework, you are a teacher of math. If you are afraid to help kids with their homework, you are teaching an attitude about math.”（“如果你辅导小孩功课，那么你是数学老师。如果你对辅导小孩感到忧虑，那么你在传授一种对于数学的态度。”）

作者还花了很大的篇幅讨论“偏见”的问题。偏见无处不在，人们对搞数学的会有偏见，对女人搞数学会有偏见，对有色人种搞数学会有偏见，就连数学界对搞不同数学的也有偏见。作者在哈佛大学获得数学博士，最终（或者说目前）选择了去一个以教学为重的学校当老师，这也收到了偏见。“You become a mathematician, and are thrilled to get a job at a college where teaching is valued, but your friends at research universities ask with pity, ‘Are you happy there?’”（“你成为了一个数学家，并且为能够在一个鼓励教学的学院里找到一份职位而高兴，但你在研究型大学里的朋友会充满同情地问：‘你在那儿快乐吗？’”）

偏见深藏于人们心中，两份相同的简历，只要姓名不一样，人们便会有不同的评判。作者列举了一些偏见的例子，鼓励人们消除偏见，但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而我悲观地认为，偏见恐怕很难消除。

书中提到的一个偏见很好玩。作者是华裔美国人，会讲流利的英语，但不会中文。由于家庭的影响，又喜欢正宗的中餐美食。美国的很多中餐馆会准备两份菜单，一份中文的给中国人，一份英文的给美国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份菜单上的菜谱并不一样。作者认为中文菜单上的菜谱比英文菜单上的菜谱要好吃很多，但每次去中餐馆却被强制给英文菜单，十分不爽。“Even though I am of Chinese descent, the waiters had assumed, because I speak perfect English, that I must not be interested in the authentic Chinese food.”（“即便我是华裔，但是由于我说完美的英语，服务员认为我肯定对正宗的中餐没有兴趣。”）

这是作者的痛苦，我看着却很开心，谁叫你不学中文的？——我这不经意间流出的也是一种偏见，所以说，偏见哪那么容易消除呢？

作者讨论的很多方面，如寓教于乐，挫折教育，持之以恒等，其实不限于数学领域。将“数学”换成其他学科，读下来也不会有违和感。

克里斯是一名黑人，吸毒，还曾持械抢劫，被判了32年监禁。如果表现良好，最早可以出狱的时间是2033年。克里斯在狱中自学数学，深感需要与人交流，便给作者去了一封信。两人多年间的信件交流贯穿于书。我想，克里斯如果早年遇到作者，人生或许也就不同了。对于知识的追求可以塑造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从这个角度看，克里斯如果出狱的话，应该能够重新融入社会，而不会重操旧业，更不会像《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老人一样，出狱则自杀。作者是一个真诚而善良的人，虽然有时作者的真诚过于理想而脱离实际，如学生作弊他反而会反省自己，但这种真诚自有它的力量，它帮助了克里斯，也将帮助更多的人。看完此书，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一场关于数学的演讲会感动很多人。

佘凌. 留守经历与农村儿童发展：家庭与社会化的视角.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

关于留守儿童的出版物市面上已有很多，相当一部分集中在新闻报道，集结出版的留守儿童日记或者书信，以及具体的故事等。这些都很打动人，但缺乏系统性，对问题的解决也帮助不大。《留守经历与农村儿童发展》这本书则做得更多，把“留守”这一现象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分析。作者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五个省份的多个学校进行问卷调查，收到有效样本1000多份，以统计学的方法分析留守儿童，从中得出了一系列结论。有趣的是，一些结论与人们的共识一致，另一些却相悖，还有少数结果作者没有找到一个显而易见的合理解释，呈开放性问题留在书中。

根据书中的文献检索结果，“留守儿童”这个词在1994年才首次出现，并且直到2004年后相关研究才大幅上升。在人文领域，这是一个很新的课题。由于其新颖性和复杂性，很多基本概念都未达成统一，如“留守儿童”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很多分歧：是父母一方在外打工还是双方都在外打工才可以称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有没有年龄限制？有些城里的孩子，其父母去别的城市或者国家打工，他们算不算“留守儿童”？亲子分离多长时间才算留守儿童？这些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基于此，对于留守儿童规模的估算也存在着很大的误差，不同文献的估算值从1000万至7000万不等。

作者并没有尝试为这些分歧做一个具体的定义，而是把这些分歧用于问卷调查的设计中，比如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父母将子女留守多长时间是可以接受的？选择项包括：三个月以内、半年以内、一年以内、两年以内、只要子女有人照顾，父母外出务工或经商多长时间都没有关系、其他时间。采用这样一种方法既规避了问题，又可以从调查的结果中得到启发。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都比较重视的学习问题，有观点认为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的成绩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学习情况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作者写到：“对于部分成绩好的同学来说，留守无疑是努力学习的推进剂，但对成绩不佳的学生来说，有时也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实际上，留守经历对儿童的影响，在各个不同的案例各有各的表现，在每一个个案中，可能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都是存在的，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不能一概而论。”

事实上，作者在调查中考察了儿童的独立性、上进心、责任心、动手能力、交往能力、自信心、自尊心、学习成绩、智力、意志力等十个方面的自我评价，结果显示有八个方面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都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是留守儿童在自信心和社交能力这两方面的自我评价要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

另外一个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存在显著差异的指标是“心理感受状况”。留守儿童相对于非留守儿童，“表现出负面情绪的频率更高，他们比非留守儿童更加感到孤独、心理压抑情绪低落，感到自己比不上别人，感到别人不理解自己。”

这些与人们的常识一致。父母不在身边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会有影响，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应该会更大一些。

有一个选项是“如果将来为人父母，不会因为某种原因而把子女连续留守半年以上”，有过留守经历的留守儿童选择此项的比例是39.2%，而没有留守经历的非留守儿童选择此项的比例是49.9%。作者表示“调查结果与研究者当初设计这些题目的假设并不符合”。我们通常认为，留守儿童因为有过“留守”这一不愉快的经历，会更倾向于不让自己的子女继续留守，因此选择此项的比例应该会高于非留守儿童。

作者表示个中原因还需进一步探索。对于这个问题，我谨慎猜测，人们常常会合理化自己的生活。即便有时候生活不那么美好，但我们会为这种不美好的生活找各种借口和理由，使其变得理所应当。这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所以留守儿童虽然经历了留守，但可能潜意识里说服了自己，认为留守也有很多好处。在书中也提到了，最直接的好处就是父母外出打工显著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

性别方面，留守男童和留守女童的表现并不一样。在需要得不到满足而受到挫折时，留守男童与非留守男童相比有着更强烈的攻击反应，“表现为语言上与别人争执，行为上敌视和破坏环境”。而“留守女童与非留守女童相比，她们更多地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封闭起来，逃避现实，沉于幻想，在想象中使自己得到满足。”

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留守儿童现象应该会长期存在。如何减少这一现象带给留守儿童的冲击，也会是一个长期的课题。书中提到，留守经历对儿童成长的影响非常复杂，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帮助儿童成长，但“总体而言，有过留守经历的儿童其家庭的亲子疏离情况并非如某些教育专家所渲染的那么严重”。我自己曾经也是一个留守儿童，1岁到4岁都在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很遗憾这个年龄正好落在了调查所揭示的“6岁以前就被留守的儿童，其家庭亲密度较低”。然而这段经历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连我自己都说不上来，至少目前来看心理健康，身体棒棒，家庭十分亲密。父母之爱当然不可取代，但是若能从其他途径获得关爱，或多或少也能弥补一些。书中调查显示，大多数的留守儿童都由祖辈代为抚养，关爱自然不会少。我想若是在学校能遇到一位好老师，帮助也会很大。教育工作者曾纪洲曾经是一位乡村老师，在他所著《教书，不简单：一位乡村教师的教育生活》中提到了他班上的留守儿童：“大部分家长和年长的孩子都外出务工了，家里只剩下爷爷奶奶和学生，或者干脆就剩下学生自己。”曾纪洲带着他们学习，玩耍。至少从他的笔下，我能感受到学生们受到了很好的关爱。

提到留守儿童，又让我想到了一件陈年往事。我曾在南京读大学。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的交通运输远不如现在发达，从我的老家到南京十分艰难，坐火车的话没有始发站，中间还要换乘，票不好买；选择坐轮船又太慢，长江上要漂两天，最久的一次遇上江面大雾，船抛锚了，花了我58个小时才到达南京。后来我开始坐长途客车，兼顾便捷，安全性暂时就放一边了。

长途客车的设计是将整个车厢分为三列卧铺，左右两列各靠近车窗，每列之间有一个走廊，中间的一列卧铺则夹在两条走廊之间。有一次我睡在中间的卧铺上，路途中又上来一些乘客。当时客车超载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人能挤上来就行。我的旁边过来了一对夫妇，正好分别挤在我两侧的走廊上。

天色早早就黑了，由于车子深夜才到南京，我打算先睡个小觉。然而过不多久身边突然传来抽搐声，是那位妻子在哭。这让我有些不安，心想是不是应该递个纸巾，可是人家老公在旁边，我是不是不应该越俎代庖？妻子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跟丈夫交流，说想念留在家中的小孩。我竖着耳朵，大概也听明白了。他们这一趟是要去上海打工，小孩就留在家中由老人照顾。小孩到了刚要上学的年龄，但是家中困难逼得他们不得不出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打工，第一次离开小孩。妻子哭了一会儿，丈夫安慰了几句，车厢才逐渐平息。

这一小段经历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每次想起便觉心酸。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小孩，坚决不让他们离开我。美国有些第一代华人移民会将小孩送回国内由祖辈抚养一段时间，我跟宝宝说，就算我们有再大的困难，小孩也要留在身边。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