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万维钢. 和这个世界讲讲道理.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

《和这个世界讲讲道理》是万维钢的新书，不是很厚，一天就可以读下来。读得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此书很多内容在作者的另一本书《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出现过。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一本新书需要包含近一半已经出过书的内容，应该就是出版社或者作者想多赚点钱。

万维钢是一个物理学博士，最初在学习之余写了个博客，给网友普及一些科普知识，2014年出了一本书叫做《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在图书市场不景气的当时（其实现今也不景气，图书市场似乎就没有景气的时候），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上算是火了。后来万维钢就不搞科研，专门撰文做科普，现在在“得到”小程序上主持一门“精英日课”。

我没有去看过“精英日课”，那需要付费阅读，而我对此并不感冒。客观地说，买书也是一种付费阅读，付了钱然后阅读，说的就是买书这件事。我对买书毫不吝啬，但不愿意花一分钱在网站上的付费阅读上面。原因很复杂，说起来可能要写一大段，为了不喧宾夺主，还是回到本书。

万维钢的写作手法，大概有三个过程：1. 阅读西方的非虚构作品；2. 精简其内容，将干货找出来；3. 使用读者乐于接受的文字翻译成中文。虽然只是一个“搬运工”，但万维钢所做的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一是部分中国人欠缺理性思维，看万维钢的书可以补一补“智识”；二是大多数中国人不能直接阅读外文，或者可以阅读但速度很慢，理解也有偏差；三是很多西人作品虽有其价值，但水分很大，常常一个观点反复吟唱至一本书的厚度，读原著让人甚是烦躁，最好能将水分挤一挤。

不过问题在于，《和这个世界讲讲道理》这本书，以及作者前面所出的几本书，基本逻辑和框架都没有跳出第一本书《万万没想到》。读后面几本书的时候，很多内容都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个也很好理解，那些新颖的，有说服力的，让人醍醐灌顶的实验和观点，在《万万没想到》里就提到了。虽然万维钢的写作速度很快，但是西人的产出速度不足以支撑作者再写一本影响力达至《万万没想到》的书。

另外一点是，西方整体的影响力开始下滑，这实际上也损伤了“搬运工”的影响力。新冠病毒给美国造成的乱象世人皆知，美国的经济更是一团糟。虽然不清楚美国经济未来会滑向哪里，但十分令人不安。《和这个世界讲讲道理》这本书里，多次提到美国经济学家做的各种“有趣”的调查和分析，以及从这些调查分析中得到的“有趣”的结论。然而，由于美国近些年来的经济问题，在我眼中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失去了基本的信誉，看他们的研究就像看过家家一样，好玩不见得好玩，但肯定没啥用。是的，即便是那些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们，他们的研究也没啥用，因为不能揭示问题，也不能解决问题。

读万维钢的书的时候，我隐隐有一种感觉，作者的字里行间时常体现出一种对西方学者的崇拜。作为一个介绍西方思想给中国读者的作者，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平视”，但作者行文时会让人感觉到他是在“仰视”。毫无疑问，万维钢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他阅读时并非简单地全权接受，而是带着批判的眼光，且有自己的思考。我在想有没有存在一种可能，由于受到“精英日课”每日更新的压力，这使得作者除了遍历西方的经典作品之外，还必须大量阅读一些残次的作品，而大量地不那么加以选择地阅读会带来一种不知不觉的洗脑。

不过这么说也不太准确，即便只看西方的经典作品，也会造成洗脑。更好的办法应该是，多看西方的自然科学作品，少看人文方面的作品，这样可以最大限度避免被洗脑。

说了这些，好像还没有提到《和这个世界讲讲道理》具体的内容。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从头翻到尾，而是最先翻到第三章——历史的定律——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也是我看完目录之后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作者提到，现在美国社会有两个大趋势，一是“各阶层越来越不平等”；二是“人们在心理上，仍然认为各阶层就应该是平等的”，“这两个趋势的矛盾，就是当前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对这样的说法不能苟同。我所感受到的美国社会，人们从来没有认为各阶层就应该是平等的。相反，各阶层的人们心安理得地呆在自身所处的阶层，几乎没有什么抗争，富人和穷人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交集，穷人也不会去想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虽然都说中国很安全而美国不安全，但是在中国家家户户装防盗网，在美国却没有这回事。这个现象解释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美国的富人和穷人是物理隔离的，而中国不是。当前美国社会的问题，不是人们认为各阶层应该平等，而是身处各阶层的人们发现，他们开始很难维持自身所在的阶层，普遍有一种往更低阶层滑落的趋势。

不过，这只是我和作者不同的观点，孰对孰错未有定论。不同的观点也并不能否认本书的价值。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和作者的观点一致，如在对于人工智能的看法上。

人工智能，就是骗子！人工根本不智能！

当然万维钢不是这样说的，我在发神经而已。他是如何介绍人工智能的呢？请去看书。

丘成桐和史蒂夫·纳迪斯. 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翻译 夏木清, 译林出版社, 2021.

丘成桐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的华人，以证明了卡拉比猜想而著名。除此之外我对丘成桐的了解并不多。俄罗斯裔美国记者Masha Gessen曾写过一本书叫做《Perfect Rigor》，记载了数学家佩雷尔曼的一些事迹，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Masha也零星提到了丘，不过简短的文字之中还是可以看出他对丘的评价颇为负面。另外让我有印象的就是杨振宁和丘成桐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的争论了。

《我的几何人生》是丘的自传，由于去年我刚读过杨振宁的传记，所以不自觉地就把他们做了比较。杨生于1922年，丘生于1949年，严格地说两人并不是同一代人，但他们的经历却有相似之处。两人年幼的时候生活都不太安定，杨是躲避战乱，丘是生活贫困，杨小时候看到蛇在房梁上爬，而丘则需要把进入屋里的蛇赶出去。两人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展示了自己的数学/物理天赋，获得了赴美继续学习的机会，并在美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成果。

不过，两人的传记给人的感觉却截然不同。读《杨振宁传》的时候，我感到如沐春风，觉得大科学家就应当如杨一样；读《我的几何人生》时，我坐立不安，我感到这是一个技术并不高明的小丑在我面前表演节目，尴尬而且滑稽。

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他的笔下全世界都与他为敌。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丘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数学家，在中美都受到人们的尊重和赞誉，但是丘和他的老师闹翻了，和他的学生也闹翻了，和很多人都闹翻了。在他的眼里，这是由于数学界的黑暗，他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小孩，把问题指出来了，结果其他人容不下他。不过他对其他人的指责并没有说服力，他没有自省过，也许数学界是有黑暗，但那黑暗的来源就是他自己。

另外一个问题，在于丘没有基本的共情能力。试举一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概是这个时期，记不清了）丘经常回国交流。由于那时中美差距巨大，交流过程中经常会有朋友亲戚向丘打听出国的事，或者想请丘帮帮忙。丘对这些人非常鄙夷。从丘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觉得这些人太差劲了，怎么去得了美国？他只愿意帮助像他那样具有极高天赋的人。可是换一个角度想，在当年想出国追求更好的学习机会有什么问题呢？丘可以不提供帮助，为何要如此鄙视来向他寻求帮助的人？

一个朋友给我讲过她认识的一个华人教授，不知是清华还是北大毕业的，自视甚高。这位华人教授手下有很多中国学生，但是在这些学生毕业后努力寻找机会留在美国时却不愿意帮忙（介绍工作机会、写推荐信等），他觉得美国是像他这样的清北天之骄子才能留下来的，一般人有啥资格留下来？我不否认此教授可能在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但是做人却格局低下，不值一提。不知像这样的教授看到目前美国正已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落下去，他的想法有没有改变。

丘和这位教授有异曲同工之处——格局太小。作为一个大科学家，胸襟如此狭小，还是让人惊讶。

丘的语言读来让人非常不快。这本自传一开始是以英文写就的，如今翻译成中文，整本书翻译得十分流畅，应不至于有什么词不达意或者曲解的现象，应该说，丘就是这样的风格。若与这样的人同事，绝不会有什么美好的体验。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丘为什么与他的老师学生都闹翻了。

举个小例，丘在介绍杨振宁的成就时特意写了这么一段：“泡利在杨—米尔斯论文发表前一年也得到了同一结论，但是其中重要的物理疑难要过了十多年后才由其他物理学家解决。泡利选择不发表论文，而杨及米尔斯则决定发表，物理界只用‘杨—米尔斯’来命名……不无讽刺地，杨先生却对这包罗万象的框架中某些重要的环节有所保留，似乎并不完全相信它。虽然如此，他和米尔斯的这项成就，还有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都是物理学的丰功伟绩，粒子物理学也从中获益不少。”

我虽然读过杨振宁的传记，但并不能肯定泡利曾得到过“同一结论”，泡利是有类似的思考，由于理论与当时的实验现象不符，他觉得理论很荒谬，没有再深究下去，而杨虽然也意识到理论和实验的差别，但他觉得这么“美”的理论，必然有它的价值，于是仍然决定将理论发表出来，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的直觉。似乎泡利还曾大肆攻击过杨。——这样看来，物理界当然只能用“杨”来命名。在丘的春秋笔法之下，杨的重要性被显著降低了。

这样的笔法在丘的书中还有很多，涉世未深的人很容易被丘的“仗义执言”所俘获，不过丘的这些言论都经不起推敲。

某些时候，丘的文字就不能仅仅用“春秋笔法”来形容了。1993年，丘和其老师陈省身先生一起坐车去北京，打算会见国家领导人以促成中国举办1998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丘写到：“在这两小时的车程中，我要好好想想见面时要说什么。陈先生也有点儿紧张，但是当时他只关心南开数学所，对于中国主办国际数学家大会，他则有些事不关己。之所以如此，或因八十二岁高龄的他并不肯定到时是否还健在，但是他希望为南开数学所争取更多的经费。”

鲁迅说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丘看待周围的人甚至是自己的老师也是恶意满满。

最近我在带着宝宝臭念《诗经》，由于小时候只学过一篇《硕鼠》，我对《诗经》了解得并不多。我在中国大学慕课网上注册了一门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鉴赏》，闲时听听课。骆玉明上课很受学生们欢迎，他常常在课堂上分享一些自身的经历以及对人生的感悟。有一次他提到，“文学家是有特权的”。这是他在和太太吵架的时候用来威胁太太的话。简单地说，由于他具备著书立作的能力，后人只能根据他的文字来推测他和太太之间发生了什么，谁对谁错，于是他可以随意把太太描绘得十恶不赦。当然，骆玉明说这些的时候是在开玩笑。不过，我读完丘的自传之后，感觉这本书为“文学家是有特权的”这句话提供了一个反例。文字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在这本自传中，丘极力地美化自己贬低别人，不过还是失败了。

何帆. 变量3：本⼟时代的⽣存策略. 大象出版社, 2021.

何帆是上海交大的一名经济学教授，他决定从2019年到2049年，用30年的时间，观察普通人的日常，记录他们生活中的选择和感受，探讨他们在时代巨变下受到的冲击以及获得的机遇，据此每年写一本书。前面两本书分别叫做《变量：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和《变量2：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今年是第三本。

虽然新闻每天都在报道大众的生活，但何帆的视角比较独特，他亲自去各地调研采访，搜集素材，他笔下的故事常常比“深度新闻报道”更有深度。

不过，新出的这本《变量3》略微让人失望，似乎没有以往那么打动人了，深度也不够。在《变量》和《变量2》中，很多故事我闻所未闻，故事之间似乎也没什么联系，但何帆能够敏锐地把这些故事串在一起，共同服务于一个大的主题。在《变量3》里，文字之间十分散乱，比如说第三章《网中网》，何帆想要探讨社会的网络结构，他从新冠病毒开始说起，继而谈到描述中国农村市场结构的施坚雅模型，再写到顺丰选择在湖北鄂州建立国际机场，并与美国的联邦快递选址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作对比，最后提到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在这些描述的中间还穿插了一段他随货车司机去武汉的途中见闻。除了这个奇怪但不吸引人的“施坚雅模型”我没有听说过，其他的内容都无甚新意。而他与货车司机关于马航空难的对话则完全与主题无关，结束得也十分突兀。这一段给人的感觉是作者考试时急着交卷，脑子里已经没有逻辑，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另外一个我没有在前两本书里感受到的问题是，作者在《变量3》里，大量引用名人名言，像中学生写作文一样。仅举一例：在第五章第6节的开头，作者写道：“法国思想家卢梭讲过一句话：‘要真正研究一个民族的天才和风尚，应当到边远的省份。’于是，我来到了甘肃和新疆的交界、河西走廊西端的瓜州。”

真的需要这样写吗？如果直接写“我来到甘肃和新疆的交界、河西走廊西端的瓜州”并由此阐述开来，难道不好吗？作者一直以来的写作态度是以小见大，关注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发生的不太引人注目的事情，并由此揭示出社会中暗藏的涌动。这一态度是如此的鲜明，把卢梭搬出来是为了什么？引用的前提是所引内容能够有机地和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结合起来，要有其必要性，要不然就是掉书袋了，而这似乎是文人的一个通病。我每每读一些文人的作品，看到“达摩克利斯之剑”或者“阿喀琉斯之踵”之类的表述就暴跳如雷，恨不能抓住这些文人的衣领，大声吼道：“说——人——话——！”

很遗憾作者的写作出现了这样的趋势，《变量3》整体上读下来也比前两本书相去甚远。可能是由于疫情的影响，作者在过去的一年里无法自由地开展实地调研考察，素材不够充实。作者在书中大量地介绍了一些历史性的知识，但这些知识只是扩充了书本的厚度，并没有扩充思想的厚度。

清华大学曾经有一个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现在随着996的兴起以及35岁之后的职业危机，这个口号越发显得灰暗而丧失存在感。作者的口号是写三十年，看上去好像容易一些。作者出生于1971年，从2019年开始，如果要写满30年至2049年，那要写到78岁。考虑到实地调研的旅途奔波，作者需要时刻保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30年的目标也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2049年正好是新中国建立100周年，若是作者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也算是给国家的一份厚礼。我决定陪着作者的书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