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于昨天正式批准了吉利德公司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作为治疗新冠病毒的用药。这也是目前唯一一款获得FDA批准的新冠病毒治疗方法。

瑞德西韦大概是在今年2月份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起因在于美国“第一位”新冠病毒患者在医生申请紧急授权使用瑞德西韦之后，病情迅速好转。瑞德西韦一时间被中文媒体大量报道，并将其音译为“人民的希望”，以至于当时还有国内的朋友向我打听还有多久可以使用这个药。

我现在倒是可以回过头去回答这个问题了：八个月。不过我当时的回复是，时间会很长，而且个例不能说明问题，特别是对于新冠这种自愈率极高的疾病，这个药有没有效需要更多试验。

八个月完成一个新药的临床试验以及FDA的审查批准是一个闪电般的速度。如果药物确实有效并且情况紧急，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瑞德西韦尴尬的地方在于它的疗效只是彻底体现在这第一个病人身上，后续的试验渐渐让其变成了“人民的失望”。中国的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由于后期病人数量不足而提前终止，未能得到有统计意义的结果。没有结果其实也是一种结果，因为如果瑞德西韦真的非常有效，在试验未完成时就可以显现出来。到目前为止国外的完整试验有很多，比如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2007764）就宣称“Our data show that remdesivir was superior to placebo in shortening the time to recovery in adults who were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and had evidence of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相对于安慰剂，瑞德西韦可以缩短感染新冠病毒后住院病人的恢复时间，并可降低呼吸系统感染。”）而另一篇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论文（https://www.medrxiv.org/content/10.1101/2020.10.15.20209817v1.full.pdf）则总结说“These Remdesivir, Hydroxychloroquine, Lopinavir and Interferon regimens appeared to have little or no effect on hospitalized COVID-19, as indicated by overall mortality, initiation of ventilation and duration of hospital stay.”（“通过考察总体死亡率、接受呼吸机治疗时间和住院时间，瑞德西韦、羟化氯喹、洛匹那韦和干扰素方案对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的病人几乎或者完全没有效果。”）

初看结论是矛盾的，细读则会发现，在报导瑞德西韦有效的论文中，也只是提到了其可以略微缩短感染之后的恢复时间，略微降低死亡率。换句话说，疗效即便存在也是微弱的。综合各个临床试验的结果，现在争论的焦点应该是：瑞德西韦到底是有那么一点点疗效，还是完全没有疗效？

在这样的争论下，FDA批准瑞德西韦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让人感到非常草率。这是一种病急乱投医，对FDA的公信力也是一种损伤。

瑞德西韦最初是作为治疗埃博拉病毒而研发的。一种针对特定疾病开发的药物后来被证明对另一种疾病有效，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辉瑞公司的“伟哥”一开始是作为控制血压的潜在药物，临床试验中发现能够治疗男性的性功能障碍，转而获得巨大成功。不过这样的好运不常有。瑞德西韦用于埃博拉病毒的治疗并不成功，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失败的抗病毒药物。从全局看，世界上尝试用来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有许许多多，以瑞德西韦的历史，并无特别的资质可以使其受到强烈关注并成为治疗新冠病毒的主要候选药物。但是站在吉利德公司的角度，一切便好理解了。失败的研发已经使公司损失了数亿美元，如果瑞德西韦能够被批准用来治疗新冠病毒，不但可以弥补损失，还可以大赚一笔。我谨慎地怀疑，从今年年初甚至更早时候开始，吉利德公司便在暗中推动瑞德西韦用于新冠病毒的治疗并买通了各大媒体用于扩大瑞德西韦的影响力。我并非对此作道德评价。用瑞德西韦治疗新冠病毒的临床试验是有意义的，如果证实存在疗效那自然皆大欢喜，但是在其微弱疗效都尚存重大争议的情况下申报FDA并获得批准，绝不是一件科学上正确的事情。

企业需要一个药来赚钱和抬升股价，政府也需要一个药来安抚民心，因此瑞德西韦应运而生，至于有没有真正的疗效，不如先放到一边。从这个角度看，瑞德西韦是“企业的希望”，“政府的希望”。它唯独不是“人民的希望”。

大约两个星期前的9月27日，日本人海野雅威（Tadataka Unno）在纽约曼哈顿上城第135街正离开地铁站的时候被一群暴徒无故殴打。按照他的描述，暴徒在殴打他的时候还喊着“中国人”，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一起种族仇恨犯罪。

海野雅威是一名爵士乐工作者，1980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后在日本工作了十年，再来到纽约工作至今。这次袭击使他的肩膀和手臂多处骨折，虽然做了手术，然而直到此刻，他还完全无法使用他的右手，将来是否能够继续演奏音乐也是个未知数。

在种族仇恨犯罪上，日裔和华裔可以说是难兄难弟。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陈果仁案。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汽车产业大举进军美国，由于日车价格便宜又结实耐用，美国的汽车工厂竞争不过，开始大规模裁员，民间出现仇视日本人的风气。当时的中餐馆都在窗户上贴着“我们是中国人”的标识，不然就会挨板砖。1982年6月，底特律的两名失业汽车工人将华裔陈果仁当成了日本人，棒打至死。由于法院仅仅判决犯罪者三年缓刑和3000美元罚款，此事在华裔社区引起轩然大波，并被看作是亚裔美国人人权觉醒的标志性事件。

将近40年过去了，人权觉醒了又有什么用？在海野雅威的袭击案中，纽约警方并没有将此次袭击当成仇恨犯罪来调查，甚至连凶手都没有抓到。

美国的种族问题由来已久，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无解。在美国国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底层老百姓也可以过得不错，种族问题趋于缓和；一旦美国国力衰退，种族问题便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上世纪后期日本挑战美国导致了美国民间对日本人的憎恨，这种憎恨随着日本的溃败以至于在可预期的将来再也无法对美国构成威胁而减弱，可是日裔美国人就因此而安全了吗？没有。因为中国又开始挑战美国了。美国人根本分不清中国人、日本人甚至韩国人、越南人、菲律宾人。

日本由于国家体量太小以及历史原因不构成对美国的真正威胁，中国却不一样，中美两强相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加之川建国最近的推波助澜，种族仇恨事件将会不断增多。不过作为一个在美华人，我对此倒也没有太多担心，因为美国很大，而且和我同一环境的美国人大多都受过良好教育并有着正确的是非观。我在公司的上级是个白人老头，他曾经跟我说：“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千里迢迢从中国来到美国，我想也不必问你具体的原因，但是我们能够坐在一个办公室里讨论各种有趣的问题，我对此心存感激。”

不过，虽然我可以选择好的社区使得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不受种族仇恨的影响，来自底层的不满也不能完全忽视。我刚来美国那会儿坐地铁在纽约玩，现在我带着老婆孩子，是绝对不会再碰纽约的地铁了。国家是一个整体，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美国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中产阶级的萎缩。富人越来越富，但是越来越多的中产堕入底层，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美国工业辉煌的时候，一个汽车产业工人仅凭一人的工资就可以养活一家五口和一条狗，住上大房子，开上小汽车，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各种福利都不用愁。这样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也不难理解很多美国人的失落。问题是，这样的失落看不到尽头。

由于凶手没有抓到，赔偿也无从谈起。友人为海野雅威在网上发起了募捐，短短几日便已经收到十几万美元的善款。生理上的痛苦不久就会过去，心理上的创伤却要很长时间恢复，不知道此事会对海野雅威的长远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陈果仁的母亲陈余琼芳后来返回了中国定居，她在法院判决杀人者不用坐牢之后曾经控诉：“这是什么法律？这是什么司法制度？”“会发生这种事只因为我儿子是华人。如果两个华人杀了白人，他们肯定要坐牢，而且被判的也许是无期徒刑……这个国家真的有问题。”（摘自 張純如. 美国华人史. 翻译 陳榮彬, 遠足文化, 2018.）

法律和司法或许有问题，然而法律是人制定的，司法也是由具体的人来操作的，所以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从陈果仁到海野雅威，几十年过去了，对亚裔的仇恨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甚至有恶化的趋势。华人在美国的未来，并不让人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