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正文

培训班

暑假即将来临,在关于暑假应该如何度过的问题上我和宝宝产生了些分歧。过去一年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宝宝臭只能呆在家里上网课,而网课的教学质量完全不敢恭维,不仅每天的课时短至一个小时,还经常因故取消。宝宝觉得宝宝臭学的东西太少,希望暑假能给她报个班,一是学点知识,二是消磨时光。

我并不反对给宝宝报班,但是难以决定让她学什么。我的想法是,小孩应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自(野)由(蛮)发(生)育(长),不应当过早地学习技巧性的东西。常见的课外班项目,如画画,乐器等,在我看来都不适宜过早训练。甚至在我现在教宝宝臭中文的时候,我对她的书法也完全不做要求,只要识字就好,至于想要让字写得漂亮,那是以后的事,无需操之过急。

技巧性的东西,将来有大把的时间去学,在一定年龄之后学习效率可能更高。就像一些人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如厕训练,花了很长时间,事倍功半,而宝宝臭在2岁多才开始尝试,大概一两天的时间就会自己上厕所了。

小孩子的生活,应当坚持以玩为主。宝宝说我太极端了,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不让宝宝臭玩,而是每天傻玩的时间太多,基本上没有学习。

这么说也有道理,于是我分析了一下现在市面上常见的课外班项目:

1. 画画

宝宝臭其实每天都在画画,内容多是自己看过的动画片或者绘本中的角色。对于她特别喜欢的,还会在画好的画上涂颜色,剪下来当作自己的玩具,有时候也会描绘家中的各个成员,或者她觉得好玩的场景,如古代的攻城战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打妖怪。这种状态我觉得挺好,不需要再额外搞些什么花样。过早地教她一些成人的绘画技巧,反而可能限制了她的想象力。

2. 钢琴

中国人似乎特别热衷于让小孩学钢琴。我一美国朋友曾经半开玩笑地跟我说起他的发现:所有的华人家庭里必有一台钢琴。学钢琴确实有一些益处,但我也不认为有过早学习的必要。一是容易造成近视;二是久坐违背孩子的天性;三是弹钢琴是技巧性的一种训练,对于这样的训练我希望能尽可能地推迟一些开始。其他的乐器与钢琴类似,有机会可以玩玩,不需要在孩童时期就系统地练习。

3. 数学

也可以称之为奥数。大概了解了国内的奥数培训行情之后,我感觉大部分人都疯了。初等数学,也就是9年义务教育所教授的数学知识,是每个人都需要掌握而且能够掌握的。大多数人学习了这些之后,一辈子也就够用了。高中及以上的数学能否学好,完全是靠天赋。奥数只应该是一小部分人的游戏,如今全民奥数,对家长和学生全无益处,只是肥了那些培训机构。我看了看学而思的小学低年级奥数培训材料,不过是一些益智趣题罢了,闲得无聊玩玩可以,不玩也没什么损失,真当一门功课去报班学习,那不是傻吗?

4. 语文

现在有个时髦的词叫“大语文”。我没有去查这个词的具体含义,猜想是打破了局限于教材的语文教学,而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学习语文。人文、历史、政治等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关于语文,或者说中文的学习我想另开一篇详细写写,此处就说个结论:语文蕴含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无需报班。

5. 外语

先说英语。从幼儿园的小孩子到成人,国内的英语培训实现了全覆盖,稍微有点家底的还会请外教。由于宝宝臭生活在美国,英语没啥好担心的,在学校里按部就班地学习就好。我想让宝宝臭学习中文和英语之外的第三门语言,毕竟小孩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想好学什么,宝宝臭自己也没什么想法。目前的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衰落。我本想让宝宝臭学一学日语或者法语,但是看看日本和法国的现状和未来,实在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动力去督促宝宝臭学习他们的语言。未来的世界里,学好中文和英语基本上就可以畅通无阻了,第三门语言不会具备太强的工具性,更多的是一种业余爱好。

6. 舞蹈

在疫情之前,舞蹈是宝宝臭唯一报的一个课外班。疫情来临后,舞蹈课也取消了。未来待疫情好转,应该会让宝宝臭继续学习。避开芭蕾等摧残人身体的舞蹈,只是学学简单的舞蹈动作,练练身体的柔韧性,那还是不错的。

7. 体育

我希望宝宝臭学一些大众的健身项目,如乒乓球、羽毛球、排球、足球、游泳等。等宝宝臭大一点,我想让她去学武术。各种球类活动现在让宝宝臭瞎玩玩就好,或者我教她点野路子。有人希望从集体球类活动中培养小孩子的团队合作精神,这个想法很不错,不过小孩子长大一点后再去培养也不晚。一个人良好品格的塑立,主要在于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搞好了,任何方面都不会差。

思来想去,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没有什么必要给宝宝臭报班。有一次我和宝宝闲聊时说起,一个人真正能够轻松地面对生活也就小时候那段时间。读书之后、工作之后、结婚之后,各种压力接踵而来,不如让娃们好好享受当下童年的生活。童年的时候逼着他们学很多东西,对将来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说不定还有反作用。相反,一个快乐而无忧无虑的童年必将为他们幸福的一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丘成桐和史蒂夫·纳迪斯. 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翻译 夏木清, 译林出版社, 2021.

丘成桐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的华人,以证明了卡拉比猜想而著名。除此之外我对丘成桐的了解并不多。俄罗斯裔美国记者Masha Gessen曾写过一本书叫做《Perfect Rigor》,记载了数学家佩雷尔曼的一些事迹,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Masha也零星提到了丘,不过简短的文字之中还是可以看出他对丘的评价颇为负面。另外让我有印象的就是杨振宁和丘成桐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的争论了。

《我的几何人生》是丘的自传,由于去年我刚读过杨振宁的传记,所以不自觉地就把他们做了比较。杨生于1922年,丘生于1949年,严格地说两人并不是同一代人,但他们的经历却有相似之处。两人年幼的时候生活都不太安定,杨是躲避战乱,丘是生活贫困,杨小时候看到蛇在房梁上爬,而丘则需要把进入屋里的蛇赶出去。两人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展示了自己的数学/物理天赋,获得了赴美继续学习的机会,并在美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成果。

不过,两人的传记给人的感觉却截然不同。读《杨振宁传》的时候,我感到如沐春风,觉得大科学家就应当如杨一样;读《我的几何人生》时,我坐立不安,我感到这是一个技术并不高明的小丑在我面前表演节目,尴尬而且滑稽。

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他的笔下全世界都与他为敌。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丘作为一个享誉世界的数学家,在中美都受到人们的尊重和赞誉,但是丘和他的老师闹翻了,和他的学生也闹翻了,和很多人都闹翻了。在他的眼里,这是由于数学界的黑暗,他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小孩,把问题指出来了,结果其他人容不下他。不过他对其他人的指责并没有说服力,他没有自省过,也许数学界是有黑暗,但那黑暗的来源就是他自己。

另外一个问题,在于丘没有基本的共情能力。试举一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概是这个时期,记不清了)丘经常回国交流。由于那时中美差距巨大,交流过程中经常会有朋友亲戚向丘打听出国的事,或者想请丘帮帮忙。丘对这些人非常鄙夷。从丘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觉得这些人太差劲了,怎么去得了美国?他只愿意帮助像他那样具有极高天赋的人。可是换一个角度想,在当年想出国追求更好的学习机会有什么问题呢?丘可以不提供帮助,为何要如此鄙视来向他寻求帮助的人?

一个朋友给我讲过她认识的一个华人教授,不知是清华还是北大毕业的,自视甚高。这位华人教授手下有很多中国学生,但是在这些学生毕业后努力寻找机会留在美国时却不愿意帮忙(介绍工作机会、写推荐信等),他觉得美国是像他这样的清北天之骄子才能留下来的,一般人有啥资格留下来?我不否认此教授可能在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但是做人却格局低下,不值一提。不知像这样的教授看到目前美国正已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落下去,他的想法有没有改变。

丘和这位教授有异曲同工之处——格局太小。作为一个大科学家,胸襟如此狭小,还是让人惊讶。

丘的语言读来让人非常不快。这本自传一开始是以英文写就的,如今翻译成中文,整本书翻译得十分流畅,应不至于有什么词不达意或者曲解的现象,应该说,丘就是这样的风格。若与这样的人同事,绝不会有什么美好的体验。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丘为什么与他的老师学生都闹翻了。

举个小例,丘在介绍杨振宁的成就时特意写了这么一段:“泡利在杨—米尔斯论文发表前一年也得到了同一结论,但是其中重要的物理疑难要过了十多年后才由其他物理学家解决。泡利选择不发表论文,而杨及米尔斯则决定发表,物理界只用‘杨—米尔斯’来命名……不无讽刺地,杨先生却对这包罗万象的框架中某些重要的环节有所保留,似乎并不完全相信它。虽然如此,他和米尔斯的这项成就,还有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都是物理学的丰功伟绩,粒子物理学也从中获益不少。”

我虽然读过杨振宁的传记,但并不能肯定泡利曾得到过“同一结论”,泡利是有类似的思考,由于理论与当时的实验现象不符,他觉得理论很荒谬,没有再深究下去,而杨虽然也意识到理论和实验的差别,但他觉得这么“美”的理论,必然有它的价值,于是仍然决定将理论发表出来,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的直觉。似乎泡利还曾大肆攻击过杨。——这样看来,物理界当然只能用“杨”来命名。在丘的春秋笔法之下,杨的重要性被显著降低了。

这样的笔法在丘的书中还有很多,涉世未深的人很容易被丘的“仗义执言”所俘获,不过丘的这些言论都经不起推敲。

某些时候,丘的文字就不能仅仅用“春秋笔法”来形容了。1993年,丘和其老师陈省身先生一起坐车去北京,打算会见国家领导人以促成中国举办1998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丘写到:“在这两小时的车程中,我要好好想想见面时要说什么。陈先生也有点儿紧张,但是当时他只关心南开数学所,对于中国主办国际数学家大会,他则有些事不关己。之所以如此,或因八十二岁高龄的他并不肯定到时是否还健在,但是他希望为南开数学所争取更多的经费。”

鲁迅说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丘看待周围的人甚至是自己的老师也是恶意满满。

最近我在带着宝宝臭念《诗经》,由于小时候只学过一篇《硕鼠》,我对《诗经》了解得并不多。我在中国大学慕课网上注册了一门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鉴赏》,闲时听听课。骆玉明上课很受学生们欢迎,他常常在课堂上分享一些自身的经历以及对人生的感悟。有一次他提到,“文学家是有特权的”。这是他在和太太吵架的时候用来威胁太太的话。简单地说,由于他具备著书立作的能力,后人只能根据他的文字来推测他和太太之间发生了什么,谁对谁错,于是他可以随意把太太描绘得十恶不赦。当然,骆玉明说这些的时候是在开玩笑。不过,我读完丘的自传之后,感觉这本书为“文学家是有特权的”这句话提供了一个反例。文字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在这本自传中,丘极力地美化自己贬低别人,不过还是失败了。

父母回国

父母在滞留美国许久之后,终于在上个月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如今他们已经完成在上海的两个星期隔离以及在家乡的一个星期隔离,回到了家。

此次父母美国之行本来是计划呆5个月的,后来赶上疫情爆发,不得不取消机票并重新购买。重新购买的回国机票稍后又被航空公司取消了,只能继续延。这次运气还算不错,虽然在航班起飞前两天,也就是我带他们去纽约进行核酸检测时下起了大雪,但是起飞的那天天气晴朗,终于顺利地飞了回去。

父母回去之后,我和宝宝倒是十分淡定,忙碌的生活也使我们无暇长吁短叹。两个娃却表现得有些惆怅,闷闷不乐了好几天,好在每天的视频聊天冲淡了离别之苦。

父母曾经向我们提起,对于我们呆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他们都会支持,只要我们自己觉得好。但是客观的情况是,如果我们一直留在美国,他们想见见孙辈们太难了。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即便和他们不在一个城市,那见面也不过是一张车票的事情,而在中美两地奔波,就要复杂得多。在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即便是见个面也完全成了一种奢望。这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

就回国这件事我和宝宝有过多次讨论,以前她不太倾向于回国,渐渐地想法好像略有改变,她开始觉得美国不太安全。虽然在我们居住的这个穷乡僻壤,安全是不需要过多考虑的事情,但是发生在美国大城市里的骚乱,枪支乱象,以及社会对亚裔的敌视似乎让她有所触动,也或许还有对美国将来的预期。总之,我们没有对思想上的细枝末节进行过深入的交流,但唯一我可以确认的我们之间已有的共识是如果回国的话那也会安排在往后的几年,而不是立刻。

我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现在没有合适的机会。如果我们去一线城市,生活质量将会显著下降,不但将会蜗居在小房子里,遭遇长时间的通勤,我恐怕也会忙到没什么时间陪娃,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如果去二线城市,我的薪水将会大幅降低,能不能适应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也是一个问题。似乎没有一个妥善的方案,所以只好往后拖了。

不过长久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必须在小孩长大之前做个决断。我初步的想法是,搞一个副业,使自己有一些额外而稳定的收入,即便不多,回国的话压力也会小一点。做自媒体是一个选项,我需要思考如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