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她们.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20.
写这篇读后感之前，我想说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读这本阎连科的《她们》。
大学的时候，我就尝试着读一读当代文学。身在理科系，跟周围的人没有什么关于“文学”的交流，我就自己找，后来觉得茅盾文学奖应该是不错的，拿几本获奖作品过来先看看。首先找到的是《平凡的世界》，无它，名气太响亮了。读完我的脑子里就萦绕着一个问题：这个小说它好在哪里？不久之后在《科幻世界》任主编的阿来其作品《尘埃落定》也获茅盾文学奖，《科幻世界》在某期杂志上以巨大的版面介绍这一喜讯。我想，要不再买来看看？看完之后又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回旋：这写的什么玩意儿？
后来又断断续续看了些，除了阿城的《棋王》和钱钟书的《围城》给了我惊喜，其他基本上都读不下去，之后就对当代作家的当代文学免疫了。无论吹得多么天花乱坠，还是没兴趣。具体地说，散文可能还能看一看，小说我就再也不上那个当了。现实如此光怪陆离，想看小说直接去各大新闻网站的社会版面逛一逛，绝对比看当代小说刺激。
阎连科也是以写当代小说出身，他的小说我都没有兴趣。但既然诸多荣誉加身，看看他写的散文倒也不错。他的这本《她们》以及之前出版的《我与父辈》，分别叙述了他所在农村的女性和父辈的生活。
阎连科生于1958年，他的父母辈相当于是我的上两代人。虽然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有过交集，但对他们年轻时的生活知之甚少。从阎连科的回忆中，或许我能管中窥豹。
《她们》写了很多女性，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讲述了自家的女性，包括姐姐姑姑婶婶以及母亲等；后一部分则写了家乡的几个女性的故事。这后一部分写得散文不像散文，小说不像小说，也了无新意，可说是本书的败笔，不知为何要收录进来。写自家的女性，作者有更多的素材，也投入了更多的感情。
印象最深的一段，是他和二姐一起去八十里外的煤矿去拉煤，两个年轻人在夜色中拉着五百斤的煤往家赶，走不动了绝望之际终于等来了接他们回家的哥哥。也许是因为独生子女的缘故，让我觉得一大家子的感觉真好。
在这本书里，作者很坦然地剖析了自己，如去部队之后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悔婚。这点我倒是认为无可厚非，毕竟当时只是说了个亲，没有结婚。为了能够进入城市，为了更好的未来，谁愿意早早地被束缚起来呢？但读完此书，我感到作者有些更大的问题，或许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还是他和二姐的事。当年，他和二姐同时由初中升高中。父亲跟他们说：“家里的情况，你们也都明白，人多嘴多，谁都必须吃饭，又要给你们大姐看病。这样，也是确实需要你们有一个留在家里种地，挣些工分。”所以他和二姐只有一人可继续读书。作者那时贪玩，分数没有姐姐的高。从旁人来看，如果完全按照公平起见，应该是他二姐去读高中的。然而二姐从午后踌躇到半夜，最后告诉作者她不去念高中了。
于是作者去上了高中，其后也只读了一年便肆业打工，但如果没有这一年的高中经历，作者后来也不能假装高中毕业而去从军入伍，整个命运或许也就不同了。
令人奇怪的是，作者多年之后回忆起来，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二姐当时的心理活动，而对自己的想法不置一字，这不合常理。难道我们不是应该对自己当时的想法与纠结记得更加清楚吗？这与写作方式无关。就在这本书里描述拉煤的时候，作者写到：“拉煤是一种庄严和仪式，能去拉煤就证明我和二姐真的长大了，可以做劳动力们才能做的事情了。烧煤的事情不用父亲用哮喘的喉咙顶着寒冷和北风，病牛一样往家的方向拼死喘息了；也不用欠情求人、起早贪黑帮助我家拉煤了。”可见对于每一件事，作者其实是有很多想法的，而且记得很清晰。然而在上高中这一件事情上，作者对自己的想法惜字如金。唯一描述自己的状态是“我问母亲，二姐呢？母亲说，找她同学去了。也就这般，把一段命运暂时搁在脑后，就像把一个疮疤暂时用膏药糊了一样。也就睡了。”从这只言片语之中，给我的感觉反倒是作者胸有成竹，仿佛这个机会一定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在十年前的《我与父辈》一书中作者便记叙了这一段经历，在十年后出版的《她们》一书中又一次原封不动地引用了这一大段。这是两书唯一的共同部分，想必作者对这段经历十分珍重。然而我觉得不妥，作者显然是在回避。显而易见，作者是整个家族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作者在发达之后也尽可能地为家族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试图找关系帮大姐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可是，如果作者年轻的时候没有反思，为何不在如今上了年纪荣华富贵皆有了之后问一问：自己内心有没有歉意？如果当年这个机会给了别人，会不会不一样？
在《她们》里，作者没有提及。但是在《我与父辈》里写二姐时，作者倒是写过这么一段：“……我给我的孩子说起这些，他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二姐因是女的，方才让我这个男孩读书，而是不敢相信，有个漫长的时代，虽是正宗的社会主义，可中国乡村的孩子，却是普遍贫穷饥饿，衣无温暖，食无饱饭，作为父母，普遍无力去供他们的孩子吃饱肚子，并读完初中、高中。这是一个时代给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留下的一份被时代早已忘记的社会歉疚，今天我们记述下来，也就是记记忆忆而已。”
所以说，在作者眼里，这是时代的错误，不是我的错误，我没有错。
无独有偶，作者退伍之后有提干的机会，又遇到了需要抉择的时候。作者写到：“我是那天黄昏到的家，当向全家说了部队还让我回去提干后，一家人都不再为我的归来喜悦了。不光是战争，还有父亲的身体日渐之衰弱，哥哥在外工作，大姐、二姐都已嫁人，家里急需我回来劳作种地，照顾父母。”此时，作者又完全回避了自己的心理活动，而是继续写到：“家人饭后沉默着，为到底我返不返军营去提干，犹豫、纠结和矛盾。从黄昏一直延续到半夜，直到深夜十二点，哥哥半夜下班，从县城沿着一条小路在水边摸黑骑车走了三十里，赶到家里告诉父母说，连科爱写作，他回到家里这爱好连一点用处都没有，就是县文化馆里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又有什么关系能让他进入文化馆？‘让他走吧，家里多大的困难都有我。’哥哥的话最终把一家人的纠结开解了。”
看到没有？作者人生中重大的决定，都是由他人之口做出的。而这些决定，都是利于自己的。
作者书中也提到：“懦弱是我的人生之痼疾，它终生都如鼻子眼样陪伴着我。”然“懦弱”的意思是软弱无能，而我并不觉得作者懦弱，他只是很狡诈，换作时髦一点的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不丢人，而且时过境迁，也很难说作者对他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我遗憾的是作者活了一辈子，到老了仍然在逃避，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那又何必写这样一本书呢？
不过我得承认，《她们》这本书也有其可取之处。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使其可以流畅地记下那个年代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人们可以窥见当时的人生百态。
在书的尾声部分，作者写了写他和孙女之间的一些互动，大概是觉得孙女也算是家中女性一员，用来作为本书的结尾再好不过。不过这些文字读来十分诡异，如：
“两岁半的那一年，我俩在紫竹园的竹林里边捉迷藏，累了躺在山上树下的两条石凳上，望着天空和北京城，她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对我道：‘爷爷——咱俩结婚吧。结了婚你先别老，我也别长大，咱们就住在紫竹园里不回家，饿了吃烤肠，渴了吃盒冰激凌，你说这日子多美多好哇。’毫无疑问这种想法是人类最难如愿的理想了，是真正真正的谎言乌托邦。可我还是朝她以承诺的信用点了头。”
“在一如往日、又时时异新的季节里，我们还是不断地牵着拉着手，到紫竹园里去，不断在竹林、树林、湖面的船上和游乐场的边上讨论世界、物事和我俩结婚的事。因为年月和时间，让她懂了世界、物事和条件，于是她就总是说：‘想和我结婚你给我买两盒冰激凌、两根烤肠吃。’买了她就答应结婚的事。不买她就嘟着小嘴儿，毅然地别我独自朝着前边的哪儿走。如果这时我折中给她只买一盒或一个，她会很严肃地威胁说：‘结了婚，我还会和你离婚的！’”
在这篇短小的散文里，还有多次类似提到结婚的桥段。我毫不怀疑作者的善意，我也毫不怀疑这样的儿童教育是有问题的，我更毫不怀疑作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认清自己的问题十分困难，特别是老年人。一是年事已高思维容易僵化；二是在德高望重之后，周围一圈拍马屁的。
上一代人有上一代人的局限，而我们这一代人又会不会做得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