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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经历与农村儿童发展》

佘凌. 留守经历与农村儿童发展:家庭与社会化的视角.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

关于留守儿童的出版物市面上已有很多,相当一部分集中在新闻报道,集结出版的留守儿童日记或者书信,以及具体的故事等。这些都很打动人,但缺乏系统性,对问题的解决也帮助不大。《留守经历与农村儿童发展》这本书则做得更多,把“留守”这一现象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分析。作者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五个省份的多个学校进行问卷调查,收到有效样本1000多份,以统计学的方法分析留守儿童,从中得出了一系列结论。有趣的是,一些结论与人们的共识一致,另一些却相悖,还有少数结果作者没有找到一个显而易见的合理解释,呈开放性问题留在书中。

根据书中的文献检索结果,“留守儿童”这个词在1994年才首次出现,并且直到2004年后相关研究才大幅上升。在人文领域,这是一个很新的课题。由于其新颖性和复杂性,很多基本概念都未达成统一,如“留守儿童”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很多分歧:是父母一方在外打工还是双方都在外打工才可以称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有没有年龄限制?有些城里的孩子,其父母去别的城市或者国家打工,他们算不算“留守儿童”?亲子分离多长时间才算留守儿童?这些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基于此,对于留守儿童规模的估算也存在着很大的误差,不同文献的估算值从1000万至7000万不等。

作者并没有尝试为这些分歧做一个具体的定义,而是把这些分歧用于问卷调查的设计中,比如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父母将子女留守多长时间是可以接受的?选择项包括:三个月以内、半年以内、一年以内、两年以内、只要子女有人照顾,父母外出务工或经商多长时间都没有关系、其他时间。采用这样一种方法既规避了问题,又可以从调查的结果中得到启发。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都比较重视的学习问题,有观点认为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的成绩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学习情况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作者写到:“对于部分成绩好的同学来说,留守无疑是努力学习的推进剂,但对成绩不佳的学生来说,有时也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实际上,留守经历对儿童的影响,在各个不同的案例各有各的表现,在每一个个案中,可能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都是存在的,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不能一概而论。”

事实上,作者在调查中考察了儿童的独立性、上进心、责任心、动手能力、交往能力、自信心、自尊心、学习成绩、智力、意志力等十个方面的自我评价,结果显示有八个方面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都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是留守儿童在自信心和社交能力这两方面的自我评价要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

另外一个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存在显著差异的指标是“心理感受状况”。留守儿童相对于非留守儿童,“表现出负面情绪的频率更高,他们比非留守儿童更加感到孤独、心理压抑情绪低落,感到自己比不上别人,感到别人不理解自己。”

这些与人们的常识一致。父母不在身边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会有影响,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应该会更大一些。

有一个选项是“如果将来为人父母,不会因为某种原因而把子女连续留守半年以上”,有过留守经历的留守儿童选择此项的比例是39.2%,而没有留守经历的非留守儿童选择此项的比例是49.9%。作者表示“调查结果与研究者当初设计这些题目的假设并不符合”。我们通常认为,留守儿童因为有过“留守”这一不愉快的经历,会更倾向于不让自己的子女继续留守,因此选择此项的比例应该会高于非留守儿童。

作者表示个中原因还需进一步探索。对于这个问题,我谨慎猜测,人们常常会合理化自己的生活。即便有时候生活不那么美好,但我们会为这种不美好的生活找各种借口和理由,使其变得理所应当。这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所以留守儿童虽然经历了留守,但可能潜意识里说服了自己,认为留守也有很多好处。在书中也提到了,最直接的好处就是父母外出打工显著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

性别方面,留守男童和留守女童的表现并不一样。在需要得不到满足而受到挫折时,留守男童与非留守男童相比有着更强烈的攻击反应,“表现为语言上与别人争执,行为上敌视和破坏环境”。而“留守女童与非留守女童相比,她们更多地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封闭起来,逃避现实,沉于幻想,在想象中使自己得到满足。”

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留守儿童现象应该会长期存在。如何减少这一现象带给留守儿童的冲击,也会是一个长期的课题。书中提到,留守经历对儿童成长的影响非常复杂,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帮助儿童成长,但“总体而言,有过留守经历的儿童其家庭的亲子疏离情况并非如某些教育专家所渲染的那么严重”。我自己曾经也是一个留守儿童,1岁到4岁都在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很遗憾这个年龄正好落在了调查所揭示的“6岁以前就被留守的儿童,其家庭亲密度较低”。然而这段经历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连我自己都说不上来,至少目前来看心理健康,身体棒棒,家庭十分亲密。父母之爱当然不可取代,但是若能从其他途径获得关爱,或多或少也能弥补一些。书中调查显示,大多数的留守儿童都由祖辈代为抚养,关爱自然不会少。我想若是在学校能遇到一位好老师,帮助也会很大。教育工作者曾纪洲曾经是一位乡村老师,在他所著《教书,不简单:一位乡村教师的教育生活》中提到了他班上的留守儿童:“大部分家长和年长的孩子都外出务工了,家里只剩下爷爷奶奶和学生,或者干脆就剩下学生自己。”曾纪洲带着他们学习,玩耍。至少从他的笔下,我能感受到学生们受到了很好的关爱。

提到留守儿童,又让我想到了一件陈年往事。我曾在南京读大学。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的交通运输远不如现在发达,从我的老家到南京十分艰难,坐火车的话没有始发站,中间还要换乘,票不好买;选择坐轮船又太慢,长江上要漂两天,最久的一次遇上江面大雾,船抛锚了,花了我58个小时才到达南京。后来我开始坐长途客车,兼顾便捷,安全性暂时就放一边了。

长途客车的设计是将整个车厢分为三列卧铺,左右两列各靠近车窗,每列之间有一个走廊,中间的一列卧铺则夹在两条走廊之间。有一次我睡在中间的卧铺上,路途中又上来一些乘客。当时客车超载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人能挤上来就行。我的旁边过来了一对夫妇,正好分别挤在我两侧的走廊上。

天色早早就黑了,由于车子深夜才到南京,我打算先睡个小觉。然而过不多久身边突然传来抽搐声,是那位妻子在哭。这让我有些不安,心想是不是应该递个纸巾,可是人家老公在旁边,我是不是不应该越俎代庖?妻子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跟丈夫交流,说想念留在家中的小孩。我竖着耳朵,大概也听明白了。他们这一趟是要去上海打工,小孩就留在家中由老人照顾。小孩到了刚要上学的年龄,但是家中困难逼得他们不得不出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打工,第一次离开小孩。妻子哭了一会儿,丈夫安慰了几句,车厢才逐渐平息。

这一小段经历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每次想起便觉心酸。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小孩,坚决不让他们离开我。美国有些第一代华人移民会将小孩送回国内由祖辈抚养一段时间,我跟宝宝说,就算我们有再大的困难,小孩也要留在身边。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

新冠病毒4

昨天是美国的独立日,也就是国庆节。这应该是美国多年来第一个惨淡的国庆节了,疫情不但没控制住,反而愈演愈烈,最近一个星期每日新增感染已超4万。不过西方媒体总是能从绝望中寻找到希望,CNN在国庆节的头条是“The US is in chaos. But it’s still great to be American”。跟俞敏洪学的?

公司已经复工超过三个星期。说是复工,其实还是仅有一小部分人来上班。目前的政策是所有能在家上班的人就必须呆在家里,所以实际上整栋楼里的人口密度并不高。公司现给每人每天发两个口罩,规定必须带口罩上班,将大部分的门禁换成了无接触感应系统,在多处配备了免洗消毒液,并对人员的接触做了详细的规定。这一套防疫措施下来,感染的风险已降到很低。

前两天也带宝宝臭去做了一次常规体检。体检在三个月前已经推迟了一次,这次感觉不需要再推了。去之前诊所特意打电话交代无论大人小孩都要戴口罩,只能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过去,不能带其他兄弟姐妹,还问了一堆问题,如最近两个星期有没有旅行史,有没有各种症状,有没有同可能的感染源接触过等等。到达诊所之后先在门口给我们测了体温,然后没有像往常一样让我们在大厅停留和等待,直接由护士给我们领到了儿科医生的房间。

纵观美国的疫情情况,康州控制得算是相当好的,日增感染已降至100左右,在各个州中独树一帜。可是即便如此,我们思想也未敢松懈。9月份不知道会不会开学,开学了我可能也不大敢把宝宝臭送过去,目前得做好她长期呆在家的准备。幸运的一点是宝宝臭年纪还小,就算不去学校也不存在耽误学习这种事情,只是苦了我们要花时间带。

虽然疫情的结束还遥遥无期,但几个月过去了,大家或多或少也从一开始的慌乱中冷静了下来。这次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可以说刷新了很多人的三观,我总结了几点:

  1. 以往大家认为中国人命不值钱,美国人金贵。现在忽然发现其实美国的人命不值钱,应死尽死。反倒是中国,连90多岁的老太太都拼尽全力救活了。
  2. 以往大家认为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可靠,现在发现,美国的统计数字更不可靠。美国国家疾病防疫控制中心一开始发布的数据明显滞后和偏低,在试图掩饰疫情。后来居然又开始引用几个中国留学生搞的商业网站(一亩三分地)的疫情数据,简直不可思议。美国的死亡统计也明显不靠谱,但由于这是国家层面上的遮掩,目前想找到证据并不容易。将来回过头来调查现在这段时间的非正常死亡情况,或许才能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因新冠病毒死亡的数据。
  3. 以往大家认为中国人听政府的话,不思考也没有思想自由。现在发现,美国人更听政府的话,完全不思考。政府一开始说,戴口罩没有用,反而有害,于是大家就都信了,不戴口罩。疫情初期,华人去超市戴口罩就像是怪物一样,生怕被人打。现在政府改口说口罩有用,大家便把口罩戴了起来。
  4. 以往大家认为美国是民选政府,两党制衡,美国总统的权力并不大。现在发现,一个新法案的通过可能不容易,但是美国总统可以签行政命令啊!又迅速又有效,还要啥自行车。
  5. 以往大家认为中国的官员都是尸位素餐,腐败无能。现在发现,美国的政府官员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目前的局面和特朗普的无能是分不开的。一头猪在美国总统的位置上都可能做得更好,毕竟猪不会捣乱。另外,且不提靠裙带关系上位成为政府官员的特朗普的女儿女婿,反华反到失去理智的白宫顾问纳瓦罗,就来看看象征着科学精神的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白宫应对新冠病毒特别小组成员之一的福奇博士。福奇在面对口罩政策朝令夕改的质疑时说:“我不后悔(没有早点告诉美国人要戴口罩)……早期我们的医护工作者缺乏装备……我们不想和他们争抢口罩和个人防护装备。”(原文链接:https://www.cnn.com/2020/06/23/politics/fauci-redfield-coronavirus-oversight-hearing-house/index.html)请问这是一个科学家说的话吗?正确的态度难道不是应该告诉大众口罩很有用但目前很缺乏所以我们应该想办法自制口罩或使用替代品?为何要宣扬口罩无用甚至有害的观念?把这个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又需要多少人力物力,要付出多少代价?
  6. 以往大家认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封杀各种负面消息。现在发现,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根本就是假象。写美国方方日记的人出车祸死了,是不是阴谋各人自有判断。而拍摄纽约小岛埋尸的摄影家其“作案工具”无人机迅速被警方没收,其人也被警方告上法庭,则是一个事实。至于因为向民众透露疫情信息或者装备缺乏状况的医护工作者被辞退或者穿小鞋的事件,那是数不胜数。

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从象牙塔走出来也好几年了。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和美国政府机构交流多了之后,我已经对它的无能、低效和傲慢见怪不怪。然而这一次的疫情处理之糟糕还是让我十分惊讶。

无论如何,说了一堆美国的问题,并不表示中国的问题就少,中国的问题可能更加错综复杂难以解决。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在美华人,无脑地选择留在美国或许已非最优选项,应该想想未来的路该如何走。

《六十八年心路:1945-2012》

杨振宁. 六十八年心路:1945-2012. 翻译 杨建邺和杨建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六十八年心路:1945-2012》是一本摘录集,内容来源于杨振宁的两本论文选集。在这两本论文选集中,杨振宁在每篇论文后面都写了一个评论,此书是这些评论的集合。这些论文大体按照时间顺序呈现,杨振宁的评论也是以时间为线索,从西南联大求学开始,到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再至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石溪大学做研究,一直写到如今在清华园的生活。某种意义上讲,此书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太正式的自传。

书中有相当一部分篇幅用来叙述杨振宁的物理思想,对于外行人来说这些公式,记号和表达并不友好,有些地方我便直接略过了。因此此书虽然200多页,读下来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奇怪的是,读完此书我心中有很多感想,却又不知如何表达出来。

书中的一些内容对我来说并无新意。其中也略微提到了他和李政道的恩怨,和翁帆的婚姻等等,然而我对这些八卦都没有兴趣,这些都不重要。对于文章署名的排列和对文章的贡献之争论是科研界经久不衰的话题,所以今人发明了“共同第一作者”以及“共同通讯作者”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争论。而老夫少妻则是一个并不鲜见的现象,没有必要因为落在杨振宁身上就喋喋不休。杨振宁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所以还是关注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好了。

在我看来,杨振宁的存在其实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以我对物理学的粗浅了解,使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并非其最出色的工作,换句话说,杨振宁的多项物理学成果都达到了诺贝尔奖的水平,这些成果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

这个意义可能并不仅限于物理学。众所周知,由于清朝的闭关锁国和不求上进,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完美地错过了近代科学的发展。教科书中几乎所有的科学进展都是由西方人提出并发展的(也有少部分日本人)。以前上有机化学课,众多的人名反应中中国人仅出现一次,还仅是对一种新反应的改进——将羰基还原为亚甲基的黄鸣龙改进法。后来到了美国,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翻了翻他们的教科书,发现根本就没提这个改进。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很多智商研究表明东亚人的平均智商居世界之首,西方人其次,但中国人并没有表现出与之相应的能力。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的智商分布较小,意思是中国人虽然智商高但智商分布比较均匀,而西方人中会有更多极端蠢的和极端聪明的。我并不相信这一说法,一是我并未发现有科学研究支持这一观点;二是从常理来看,没有理由各人种的智商不是相同分布的。

曾经一段时间另一种说法甚嚣尘上,说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不行。杨振宁则证明了中国人的科学智慧可以达到世界顶级。这一点很重要。这有点类似于原子弹的故事。人们常说,制造原子弹的关键并不在于了解其具体的方法,而是知道原子弹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信心的力量,怎么夸大都不为过。

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在书中杨振宁的一小段回忆中可见一斑。杨振宁写到:“μ衰变和μ俘获的研究在12月中旬假期开始时完成,罗森布鲁斯和我乘长途公共汽车去纽约市。我对这次旅行记忆很深,首先,因为下雪我们在匹兹堡耽搁了好几个小时,其次,我在车上看报纸,得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包围了北京和天津。”——这里记载的是1948年的事情。1948年美国人的生活悠闲惬意,而我们在打内战。

即便是到了现在,中国和平发展了几十年,追了几十年,在小部分科学领域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整体上与西方的差距仍然十分显著。杨振宁给中国科学家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指引着大家继续努力。

在谈到物理学的前景时,杨振宁并不是很乐观,他在书中指出:“由于人类面临大量的问题,21世纪物理学很可能被各种应用问题主导。这些当然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与20世纪的主旋律相比较,它将缺乏诗意和哲学的品质。”21世纪前20年的物理学发展似乎印证了这一猜测。然而,这终归是后世物理学家们所要面临的挑战了,杨振宁已经愉快地完成了他的物理学使命。

杨振宁于1999年从石溪大学退休,我2007年加入石溪大学,中间并没有交集,但在校期间有一次杨振宁返回石溪大学做了一个科普报告。报告厅人山人海,我只能站在门口听完。人们或许并不是想从一次演讲中获得多少物理学知识,而只是想一窥大师的风采。我很幸运。

而拥有杨振宁,则是中国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