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由原天津大学化工专业硕士研究生吕翔实名举报其导师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张裕卿教授学术造假的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学术造假是科研界非常普遍的现象，绝大多数造假如果被发现的话也只会不了了之。这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吕翔曾是张裕卿的学生，手中掌握了大量无可辩驳的造假证据。所以在举报信发布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天津大学便火速开除了张裕卿。
一般说来，学术造假可以分为三类：
- 伪造数据。即编造事实上不存在的数据。
- 篡改数据。即篡改实验中得到的不理想的，或者说与实验预期不符的数据。
- 挑选数据。实验得到的数据中有符合预期的，有不符合预期的，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只选择符合预期的数据，舍弃不符合预期的数据。
这三种造假按严重程度依次递减，但都属于学术不端。张裕卿所涉及的造假主要是最无耻的第一类——伪造数据。
这封举报信一共有123页，厚度不亚于一篇硕士论文。举报信逻辑严密，条理清楚，字里行间也可以体会到吕翔对于科研的热爱。若不是遇到张裕卿这样的败类，他完全有获取硕士学位的能力，然而最后却因为不愿意同流合污，不得不以退学收场。
中国的论文造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不知为何政府一直以来对此并不重视，造假者所受到的惩罚也不大，甚至大多数造假者在被揭露后仍然位居原职，丝毫不受影响。从张裕卿的造假来看，虽然天津大学化工专业全国排名第一，但是十几年来，其学术审查委员会和学术答辩委员会形同虚设，很难想象这样的专业是如何做到“全国第一”的。张裕卿已经被开除了，但没有理由不让人怀疑其他的教授们是不是也有问题。
在科研领域，低垂的果实已经被前人摘完了，现在的科研确实不好做，然而进入科研领域的人却越来越多，发表论文的指标还越来越高，造假是一种必然。中国大学追求论文的风气始于南京大学，这里有一段历史。1983年5月，南大名誉校长匡亚明和其他的老教育家们联合向中央建议国家应重点建设一些高等学校，以培养今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所需要的高级人才，史称“835建言”。这份建言被中央采纳了，不过随后发布的重点建设大学只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这样的结果对南大是一种耻辱。在不受国家待见的情况下，接任的南大校长曲钦岳另辟蹊径，在全国其他高校懵懂无知的时候，开始重视并奖励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收录的学术论文。SCI国际上具有权威性，其所收录的论文数和统计的被引用次数可以反映出一所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水平和论文的国际影响。南大因其基础学科的实力以及重视得早，在SCI论文榜曾领先中国其他高校多年，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南大的名声。但由于资源的局限，在其他高校“醒悟”过来之后，南大便再也没有机会继续领先。
现在各高校面临的论文压力便是由这一历史过程演化并发展起来的。在过去，鼓励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也提高了中国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过如今事情正走向反面，高校的论文发表压力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多的灌水和造假行为则败坏了中国科学的声誉。这种局面短期内没有好转的可能。相反，由于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不好，各高校还在继续扩大研究生院的招生规模。事实上，哪有那么多有价值的课题供数量庞大的研究生来研究呢？但是发论文的压力却与日俱增，可以预计学术造假还会愈演愈烈。
做学术研究，课题可以不具备大的原创性和新颖性，但不能造假是一条底线，不过这个世界上没有底线的人太多了。被世人发现的造假常常集中于对图片的不当处理或者重复使用，这是一种低级造假。稍微用心一点的会选择在数据源头造假，做得天衣无缝。虽然这样的实验结果肯定无法重复，那又有何妨？即便是发表在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期刊《自然》和《科学》上的论文，不少也无法重复。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是，科学本来就是在探索未知，如果探知错了，改正便是，这也是一种意义。造假者实际上可以做到在自己的道德领域也立于不败之地。
造假的张裕卿不是一个个例，没有张裕卿也会有李裕卿。张裕卿被举报只是因为吃相太难看，而李裕卿可能不会粗暴地伪造数据，粗暴地对待研究生，他会将学生拉到办公室，客气地告知数据不太好，得想想办法。聪明的研究生心领神会，很快就返回了“好”的数据。双方都做得非常体面。
如果一个领域出现普遍性的造假，苛责个人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说明这个领域整体上出了问题。俗称的“生化环材”，即生物、化学、环境、和材料学科，是科研论文灌水和造假的重灾区。我很奇怪这些学科是如何不约而同走到现在这一尴尬的境地的。我读博士时遇到了好的导师，但我已知自己没有做学术的天赋，也丧失了做学术的热情，毕业之后坚决地走向了企业界，现在看来，这应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做人，最重要是开心。